| ２００７年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新鲜话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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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以2007年发生的重要事件为话题，并对本年度新闻传播学研究加以综述。
关键词 新闻传播 新鲜话题
2007年被称为公共事件年和信息公开年，本年的新闻和传播研究多集中在与此相关的事件上，本文以年内发生的事件为话题，对这年的新闻传播学研究加以综述。
一、和谐社会构建中消除“传媒歧视”的研究
2006年底，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把“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作为重要内容。具体到传媒， 2007年关于“传媒歧视”问题的文章多起来。 本文由中国论文联盟发表 论文 ，认为这是公众与政府的积极互动，大众传媒对事件进程积极及时报道，使得问题得以妥善解决。有的文章认为，这一事件标志着中国公民社会的萌芽。公民社会的存在，也即相当数量的有辨别能力和决策能力的公民的存在， 是一个国家实行市场 经济 和民主 政治 的有利条件。而 网络 的发展为公民社会的勃兴创造了条件。还有的文章分析道：PX项目事件中的民众，表现出高度的理性与公共意识。除传统的人际传播外，手机、网络论坛等等，使意见表达有了更快捷影响更广泛的渠道。无论采用哪种方式，公众都表现得相当理性，在当代传播手段高度发达的条件下，民众的力量是相当强大的，有的研究者以“议题建构理论”对此进行分析，认为来自个人信源的信息扩散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而来自专家的最初意见，往往会直接决定着受众对整个事件的看法。11
就事件中政府态度的转变过程，有的研究者指出：当下社会政府执政的舆情环境已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即舆情借助网络、短信等 现代 传播工具，跨越时空传递迅速，使意见空间加大，意见力度增强，而决策透明度的增加和市民民主参与意识的增强，又使舆情压力增大。在此种条件下政府，对“舆情危机”的处理，需要改变以往的被动抵制方式，针对新出现的情况，及时采用新的方式应对。政府要意识到，凡是出手的决策，都可能会产生多种舆情。12
PX事件中大众传媒的作用主要表现在集体认同感的建构上。有的文章认为，大众媒介通过定义“我们是谁”，即“接触、认知、参与这个事件的大众有着怎样的身份认同”，进行运动中的集体认同感建构。作者探究了大众传媒在当前中国新社会运动中的角色。在此次运动中，媒介报道建构的身份认同，主要包括地方共同体、环保主义者、公民三方面；媒体报道对于集体认同感的建构与国家保持一致；和其它社会问题建立联系；媒介报道存在话语差异和竞争等三个特点。13
六、“传媒假事件”
这年发生的几件较大的新闻业界事件，都具有“传媒假事件”的特征，即传媒参与事件的进程并报道自己参与的事件。以这类问题为话题，引发关于新闻职业规范深入讨论。
2007年3月轰动全国的“杨丽娟追星事件”引发较多的文章讨论新闻职业道德问题。研究者们普遍认为，媒体在此事件中，以“对弱势群体的爱心”的名义去圆一个“粉丝”接近明星的梦，丧失了起码的理性。在市场利益的驱动下，传媒由“记录者”变成新闻事实的推动者和参与者，违反新闻的职业规范。同月发生的“茶水发炎事件”，记者乔装成患者，将龙井茶水冒充尿样送到杭州10家 医院 检测，引发社会的道德质疑。研究者认为，在此事件中“目的合理性不能成为不适当手段的理由”。记者在曝光可能的社会问题的同时，也造成了记者社会角色的错位和传媒功能的越位。这一事件，同样属于自造自报的“传媒假事件”。新闻的价值只能来自传媒以外的、客观存在的事实本身，传媒制造的“事实”不应该成为新闻。14
另有的研究者基于伦 理学 上的权变理论，认为出于公益目的记者暗访具有某种合理性。道德权变有两个特点：一是承认准则的先在性，或者说承认人们普遍认可的道德准则；二是强调在特殊性况下准则的可变通性，这种变通只是对准则的暂时性背离，而且其前提是为了维护更具价值的道德准则。作者认为，该事件出现道德问题“不在于记者是否应该采取欺骗性的采访手段”，而在于记者没能就专家“茶水发炎”的戏言做客观公正调查，“在于是否采取了‘正确’的欺骗手段。” 18
七、重庆“钉子户”事件报道的反思
2007年2－4月，众多传媒跟进报道重庆“钉子户”事件。研究者们发现，在此事的报道中，一些媒体偏离了正常舆论监督的轨道，把严肃的舆论监督沦为娱乐新闻。
《新闻记者》杂志针对此事组织了讨论。论者认为，“报道的娱乐化淹没了事件本身的严肃性”。传媒机构在此过程中，随着用词从“拆迁户”到“钉子户”、“最牛的钉子户”再到“ 历史 上最牛的钉子户”不断升级，过分炒作和煽情，把严肃的事情变成让大家一笑的娱乐。有学者通过区分传媒角色，即引导者、看戏者、暸望者，指出这是“政治力量、市场利益和传媒专业诉求”的“复调”呈现；而在市场经济作用下，“看戏者”的媒介角色应该引起警惕。16也有研究者指出，在此事件中，传媒有失理性和负责的职业精神。虽然此次纠纷在《物权法》通过之际很有代表性和新闻价值，但媒介对事件的过度“聚焦”和“放大”， 对自身“自由表达”权利的过分“张扬”， 使之报道变成了一场传媒赚取受众“眼球”和同情心的“盛宴”。从“最牛”、“奋勇”等带有赞赏色彩的用语中，看不到媒体作为舆论引导者的社会责任，倒能读出些许舆论上的误导。17
有的文章分析道：在众多传媒推动下，人们把对开发商和地方政府所积累的不满，化成了对“钉子户”的支持与声援，先入为主地认为，在这件事情上，肯定是开发商在欺负业主。这是典型的“舆论绑架”。这样的行为，往往给被报道的个体带来他们本不应该承受的压力，同时也造成了大众传媒的功能失调，这是传媒社会角色的错位。在一次次以道义、正义为名的“舆论绑架”中， “被看”的一方感到众目睽睽下的压力，大多数“看客”也只是抱着“凑热闹”的心态，真正的道义反而成了缺席者。还有人指出[1] [2] [3]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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