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双重“户籍墙”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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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户籍制度以及粘贴在户籍制度上的其他相关制度安排，农民工的地域迁徙及其农民身份的彻底变更并没有实现，致使普遍出现了“人－居”分离、“职业身份－户籍身份”错位的格局。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最终出路在于实现绝大多数农民工市民化。目前，虽然“农民→农民工”已经成功穿越了“显性户籍墙”，而“农民工→市民”需穿越的韧性更强的“隐性户籍墙”，后者构成了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障碍。农民工实现向市民转变，必须具有市民化意愿和市民化能力，然而双重户籍墙增大了市民化成本，弱化了市民化预期，阻碍了市民化进程。因此，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必须深化户籍制度改革，逐步拆除“隐形户籍墙”。 本文由中国论文联盟社会身份、自身素质以及意识行为四个层面的转变。从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来看，它包含 农村 退出、城市进入与城市融合三个阶段(如图1所示)。
由图1可以看出，无论是从时间跨度还是从速率来讲，农民工农村退出与城市进入时间跨度较短，速率一直上升，且呈边际递增趋势，而城市融合阶段则显得时间跨度较长，速率虽然在上升，但却表现为边际递减态势。也就是说，目前，农民工从农村退出基本上已无实质阻力，进入城市务工也没太大障碍，但他们要真正融入城市成为市民却任重道远。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农民工市民化“城市融合”过程如此艰难，它对农民工市民化又有着怎样的影响，其作用机制又是如何形成的?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将把户籍制度再次引入研究的视线。
户籍制度已成为我国流动人口研究及相关政策制定中的焦点问题。本文把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面临的户籍制度及其抑制功能形象地称之为“户籍墙”，并根据其对市民化影响的不同层面，划分为“显性户籍墙”与“隐性户籍墙”，进而探讨双重“户籍墙”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路径与作用机制。
一、“农民工市民化”的本原制度障碍：户籍制度分析框架
农民工市民化的四个层面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其中生存职业与社会身份两个层面主要取决于宏观体制改革和相关的制度创新，对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而自身素质与意识行为两个层面则主要取决于农民工的个人因素。这里我们重点考察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的有关制度安排。图2显示出了我国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安排框架。
图2显示，农民若想进入城市、需冲破户籍制度I的羁绊，而一旦进城务工若想进一步成为市民，又要突破户籍制度Ⅱ的障碍。这两种户籍制度安排类似于堵在农民工面前的两面墙，高大坚固而又难以逾越，我们形象地称之为“户籍墙”。基于两种“户籍墙”对农民工市民化影响路径与作用机制的不同，我们把由农民变成农民工需穿越的户籍制度I称为“显性户籍墙”，而由农民工变为市民需要穿越的户籍制度Ⅱ称为“隐性户籍墙”。据此，图2就可以简单表示为图3所示的情形。由图3可直观地看出，经过“显性户籍墙”与“隐性户籍墙”双重“过滤”，最后能够成为市民少之又少。
户籍制度自 经济 改革与社会转型以来，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开始变得不断松动。就目前，“显性户籍墙”对乡－城劳动力流动的制约作用在逐步减弱，已不再是乡－城人口流动的主要障碍，而“隐性户籍墙”构成了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的主要障碍。
二、农民工市民化所面临的“显性户籍墙”与“隐性户籍墙”
(一)“农民→农民工”：成功跨越“显性户籍墙”
“显性户籍墙”指的是我国城乡严重对立的户籍制度。户籍制度是以户口登记与管理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一套社会管理制度，包括人口登记和上报制度、居民户口或身份登记管理制度以及与户口相关的就业、 教育 、保障和迁徙等方面的社会经济管理制度。作为一项登记和管理人口的体制与措施，我国的户籍制度将我国公民划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二元身份，并对异地间户口迁移实行严格的行政控制，对我国社会城乡二分结构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显性户籍墙”的本质
“显性户籍墙”是一种“原生墙”，指的是建立在城乡严重对立基础之上的户籍制度，它体现为二元户籍制度对农民进入城市成为农民工的一种制度抑止。
“显性户籍墙”具有刚性身份证属性，即以“户籍”为标准，严格地把我国的人口分成了“城里人”与“乡下人”，并为两个群体分别贴上了对应其身份的标签，界限十分鲜明。对于“乡下人”来说，由于这一身份，决定了他们与城市市民存在着严格的差别：第一，在社会认同方面，表现为“农民”与“市民”的区别；第二，在社会关系整合方面，由于社会认同不同，引发了“本地人”与“外地人”的地缘区分；第三，在社会分配体系中，又被延伸为“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差别。
2，“显性户籍墙”抑止功能弱化与户籍制度改革
梳理我国户籍制度的形成脉络，1953年4月颁布的《关于劝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1955年6月《国务院关于建立经常户口等级制度的指示》、1958年1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1959年出台的《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通知》以及1964年8月国务院批转了《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草案)》，这些规定推动了我国严格户籍制度的建立。1975年，我国的第二部宪法直接取消了公民迁徙自由的规定。1977年11月，国务院第一次正式提出严格控制“农转非”，全国城乡严格对立的户籍制度形成得到了进一步强化，从此堵住了农村人口迁往城镇的大门。
改革开放后， 中国 城市化进程的推进要求劳动力通畅流动，乡－城劳动力流动本身也对户籍制度形成了冲击，越来越多的农民有了进城务工的机会，户籍制度原有的抑止乡－城劳动力流动的功能在逐步弱化，对户籍制度进行相应的调整势在必行。在之后的一段时间内，部分城市开始了较低层面上的户籍制度改革。
1984年10月，国务院《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开始允许办理农民进镇常住户口。至此，“农转非”政策发生变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户籍制度限制乡－城劳动力流动的功能进一步弱化，一些城市推[1] [2] [3] [4]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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