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浅谈海峡两岸媒介的现代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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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关键词：媒介 媒体 大陆 台湾 现代 性 消费主义 公民社会
论文摘要：媒介与社会为人活动之产物，在讨论媒介与社会、媒介与社会中入的关系时，就无法避免将其置于 中国 现代性的宏大 历史 进程中进行考察，海峡两岸媒介无疑都是这个进程的一部分。本文考察了媒介与现代经验的形成、媒体与社会记忆、媒介与消费主义、媒介与公民社会等问题。 本文由中国论文联盟WWW.LWLM.COM收集整理。
媒介与社会为人活动之产物，人活动于社会之中，尤其在现代，人就活动于媒介社会之中。我们今日所述的媒介，当然不是古代邸报之流，而是所谓“现代”媒介。“现代”，却不是简单的时间先后上的一个概念，而是一套依赖于因果性、统一性、终结和假定的宏大叙事，也就是所谓的现代性叙事。现代性并非中国本土 自然 生长的产物，而是伴随着西方的侵入而被植入的结果。现代媒介作为现代性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分，也是这样在中国生根落地的。在其本土语境中，现代性媒介是与所谓的现代“主体”相伴生，但是在中国这样的后发现代化国家中，它却需要面临这样的问题：那就是由古典中国传统所塑造的主体将怎样运用现代媒介，并且在这个运用过程中，为现代媒介所生产与再生产，从而成为符合“现代性”要求的现代“主体”。因此在讨论媒介与社会、媒介与社会中个人的关系时，就无法避免将其置于中国现代性的宏大历史进程中进行考察，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海峡两岸媒介无疑都是这个进程的一部分。
一、媒介与现代经验的形成
中国现代转型的路线之争，最终形成两条不同的现代性路线之争，两个不同的“中国之命运”的斗争。这两条路线的代表者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展开了激烈的竞争，试图动员社会沿着自己所设计的路线前进。社会动员是一种社会过程，它通过“一连串旧的社会、 经济 和心理信条全部受到侵蚀或被放弃，人民转而选择新的社交格局和行为方式”。或者“通过利益机制以及国家与政府作为一种社会中心的功能的发挥作用”，来调动人们参与社会经济、 政治 、社会生活等各方面转型的积极性。在现代中国，这些政党与其说是随社会各阶级成长而诞生的代理人，倒不如说是创造了阶级自觉与阶级认同的进行革命动员的组织。而媒介作为社会动员的最重要的工具之一，也就无法避免受到政党主导的命运。
与早期中国大陆媒介变迁的情形有所不同，早期台湾媒体的生态有其自身的特征。中日战争之后，台湾被割让给日本，这是中国现代经验史惨痛和屈辱的一幕。在日据时代，日本经营台湾的基本心态为殖民台湾，壮大日本本土，不过在某种程度上仍将台湾之经营视为殖民成就的宣传品。殖民者如果想让殖民地人民顺从地接受统治，首要的方式就是以殖民者的文化去取代原有的文化，通过学校和媒介强化殖民 教育 。但是台湾人生活的每一天都能感受到一个统治阶级的宰制，深刻地意识到自己永远无法同殖民者平等，从而意识到自己中国人的身份认同。而为了保持这种认同，台湾的知识分子最容易诉诸的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因此，在狂飙突进地争夺文化领导权的五四时代，相较于大陆的激进主义立场横扫，台湾的新文化运动则显得非常的缓和。总的来说，虽然，现代性不同方略的争论也在台湾的社会与媒介之中展开，但主流仍然是对于中国文化的认同，仍然表现出强烈的中国文化关怀，这种关怀是高于具体的现代性意识形态之争的。
二、媒体与社会记忆
当不同的现代性意识形态之争在中国大陆尘埃落定之后，两岸的分离状态出现了新的格局，两岸的媒体生态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如果说在国、共两党进行激烈、残酷的斗争的语境中，其它各种话语力量还能找到夹缝中求生存的空间，媒体还可能有一定自主性的话，那么随着这场斗争的结束，这一切都成为明日黄花。
在中国大陆，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胜利，胜利者需要迅速地组织起人民的历史记忆，确认实践中已经胜利了的中国革命在历史话语层面上的全面合法性。这种合法性的确证不仅是通过重新编撰历史教书，在学校教育推行革命传统教育来实现；也大量通过对现代媒介的运用，将历史合法性以生动形象的方式深植于人民的历史记忆当中。在此种模式之下，媒介当然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因此媒介的话语方式就经常呈现出仪式化、形式化、神圣化、意识形态知识化、知识道德化的特征。
仪式化的功能和效用在于，用一种强烈的情感取代代替理性的辩证的对话，如麦金泰尔所描绘的那样，人们开始相信真理、道德价值并不是经由一连串的思辨而产生出来的准则，而是一组激情的机制，我们“感受”到一种什么情绪，我们就以为我们寻找到真理。然而，伟大的真理常会召唤激情，然而激情却不见得代表伟大的真理。形式化的另外一个说法则是形式主义，形式主义在中国大陆的社会与媒体之中呈现何种情形，人们都有非常丰富的切身体验，不必再为之详述。为了巩固某种“绝对”的超越性，神圣化是必不可少的手段，因此“意识形态”必须信仰化，才具有不可质疑、不可超越的神圣性，成为量度世界的唯一标尺，这也是全能国家主义体制下媒体所必须承担的使命。意识形态如果无法知识化的话，就无法大规模的复制。不仅如此，知识化了的意识形态不仅可以信仰的方式回击质疑，还可以借用知识的名义诉诸“理性”来捍卫。总而言之，大众媒介通过上述的方式，参与了社会的集体记忆的构成，而集体记忆则是人们的社会行动的主导意识，从而全能国家实现了合意的社会动员和社会治理。
在海峡的另一边，失败了的中国国民党所抱持是一种“反攻”、“光复”的政治信念，这就使得国民党所要塑造的集体记忆指向中国大陆，中国意识是威权体制的国民党所极力要保持和维护的。国民党威权体制也极力动用全能主义国家所习惯动用的种种形式运作媒体，压制异议的声音，以强化其统治的正当性。雷震的“自由中国”案凸显了国民党对于媒体的高压管制。但是，作为失败者的国民党不可能将它的威权推到全能主义的极致，这受到它的执政基础的限制。毕竟台湾被日本殖民者长期统治了50年，国民党需要[1] [2] [3]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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