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刘璋、张鲁、韩遂等,曹操更视为碌碌小辈,不在话下。照他自己的话说:“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志•蜀志•先生传》)《魏德论》说:“武帝之兴也,以道凌残,意气风发。神戈退指,则妖气顺制,灵旗一举,则朝阳播越。”曹操经过十余年的南征北讨,先后消灭了吕布、袁氏兄弟、韩遂、刘表等割据势力,平定了北方,实现了北方的统一。他不愧是拨乱世之英雄。所曹操这种英雄气概反映到作品中来,就必然成为一种雄壮豪放之气,刚健劲拔之风。
曹操有着刚强豪爽的性格,年轻时就很有胆略。他二十岁任洛阳北部尉时,已表现出了超人的胆识:造五色棒,悬于府门左右,有违禁者,一律受罚。灵帝最宠爱的小黄门的蹇硕叔父犯了禁,照样棒杀之。一时“京师敛迹,莫敢犯者。”(《武帝纪》注引《曹瞒传》)倘若没有足够的胆略和勇气,岂敢如此。此外,他的庶族阶级地位,也使他有一种斗争勇气,在用人上,曹操一反过去的取仕办法,不管哪一阶层的人——即使是“盗嫂受金”者,或负侮辱之名——只要有“治国用兵之术”,都予以重用。这与其说是对豪强的一种反抗,勿宁说是对豪强的一种打击。前面已经说过,他的胆子很大,又无所顾忌,所以反映到他的诗歌中,也就必然有一种“勇气”。
曹操诗中“悲凉之气”的形成,也有各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决定于当时动乱的社会现实。董卓之乱,把首都洛阳糟踏成一片废墟,周围“二百里内,室屋荡尽,无复鸡犬。”(《资治通鉴》卷五十九)军阀割据,战祸频繁。人民或惨遭屠戮,或死于饥饿瘟疫,严重破坏了社会生产。出现了“人相啖食,白骨盈野,残骸余肉,臭秽道路”(《晋书•食货志》)的空前残酷局面。曹操和建安文人就生活在这样的时代。元稹指出:“建安之后,天下文士遭罹兵战,曹氏父子……其抑扬冤哀存离只作,尤极于古。”(《元氏长庆集》卷五十六)如曹植的《泰山梁甫行》:“剧哉边海民,寄身于草野。妻子象禽兽,……狐兔翔我宇。”描写了当时边海地区人民的苦难生活,表现了诗人的同情和悲哀。再如王灿的《七哀诗》:“……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更表现了作者对人民生死不保的深切同情,气氛更加悲哀凄凉。另外如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蔡琰的《悲愤诗》等,也同样充满着悲哀凄凉的气氛。这说明了作品的格调与时代特点有着密切的关系。杜甫在“安史之乱”中,经历了八年的颠沛流离和忧国忧民的生活,使他诗歌的风格沉郁顿挫。但当他听到平定了“安史之乱”的消息时写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与其以前的诗风则大相径庭:“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字里行间都充满了欢快的气氛。辛弃疾胸怀抗金复国的伟大抱负,却不能实现,所以形成苍凉悲壮的词风。曹操诗歌中的悲凉气氛,给人一种凄凉、悲愤之感,一方面,是由于他敢于正视残酷的社会现实,对当时战乱给人民造成的灾难有同情之心,并力图改变这种社会状况;另一方面,是由于他有着 政治 上的宏伟理想和抱负,对未来充满了美好的幻想。如他在《对酒》中,描绘了一个太平盛世的生活图景。虽然这种“太平盛世”在封建社会里是根本不可能实现,但曹操还是做了许多努力,采取各种措施来实现它。譬如他兴办学校,广开屯田,颁布“存恤令”、“给贷令”等等。陈祚明指出:“《对酒》序述太平景象,极尽形容,须知反言之,并以哀世也。”(《采菽堂诗集》卷五)正因为这种“太平景象”难以实现,所以诗人才悯世事之乱离,哀风俗之日哀,因此使他的诗歌笼罩着悲凉的气氛。正像陈祚明说的那样:“孟德所传诗篇,虽并属拟古,然皆以写己怀来,始而忧贫,继而悯乱,慨地势之须择,思解脱而未能,……本无泛语,根在性情、故其跌宕悲凉。”(同前)谭元春说曹操诗歌中有“菩萨气”,是很有见地的。
综上所述,曹操诗中的“雄气”、“勇气”和“悲凉之气”,既表现出曹操不但有囊括四海的宽阔胸怀,又有体恤人民疾苦的恻隐之心;同时也从不同侧面表现了曹操诗的风格。正如方东树所说:“大约武帝诗沈郁直朴,气直而逐层顿断,不一顺平放,时时提笔换势换气,寻其意绪,无不明白,玩其笔势文法,凝重屈,诵之令人满意。”(《昭昧詹言》卷二)刘勰《文心雕龙•时序》在谈到“建安风骨”时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曹操的诗歌之所以能撼动人心,“诵之令人满意”,关键在于他的慷慨“多气”。曹植诗虽独步于“建安七子”,然较之其父诗,就未免显得气弱、气短。曹丕诗不如其弟,更无以与其父诗相比,刘熙载评曹操诗曰:“曹公诗气雄力坚,足以笼罩一切,建安诸子未有其匹也。”(《艺概》卷二《诗概》)刘氏之评,殆为定论乎! 上一页 [1] [2]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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