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试析欲望与精神之间的突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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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一反先锋姿态的个体叙述和所谓的边缘状态，而进人到1997年中国一个重大叙事—香港回归。雪百年国耻，张扬民族精神，因此在作曲的曲式、曲调、歌词上多有回归正统模式。谭盾对中国文化有独到的体会，尤其是早年的创作，大多是出于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甚至“神秘”之中。而长期国外留学的经历，又使他能得鉴于西方的 现代 与后现代音乐，并能够通过后殖民主义的自我反省、身份反省和文化反省的角度，去反思自己的音乐语汇和音乐动机。
在香港这个现代与后现代、殖民与后殖民、民族与西方的一个话语的敏感的接触点上，谭盾将他的“天地人”的构思，立足于中国文化的本土意识，因此，天是中国古老的“天人合一”之天，地是“皇天厚土”的黄土地，人是“龙”的传人。这种宏伟叙事使他的音乐充满着张扬和激荡。尤其是挪用中国古代思想意象，将大宇宙和大群体(民族)融为一体，达到一种“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天人之境”。他的音乐中以华夏精神为主体意识，而在形式上挪用移植西方拓展现代，在东方与西方、现代与传统之间进行了某中折中。在他的旋律展开中，可以听到山歌民谣、江中号子、迎亲吹打、佛堂祈颂丝竹管弦，以至西洋的交响曲式和“大提琴独白”，同时，又有中国民族乐器汇人其中。这使得在全球化语境中，东西方融汇成一种和谐的大音乐意识，由此升华到一种大 哲学 宇宙精神，即天、地、人交织。
当然，这部匆匆写成的“大曲”，仔细听起来也有若干拼凑、匆促和不和谐之处，这也许表明先锋音乐尝试着某种调和时的困境;这似乎说明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之间进行完美无缺的融合，绝非一己之力可以达到，因为这一世纪性的难题，将横亘在整个中国先锋音乐面前。
当我们回望90年代先锋音乐踪迹的时候，一个十分明显的事实是，90年代的大规模兴起商品文化和市民文化是消解先锋音乐的革命性和先锋性的重要因素。它将革命性化解为时尚，将对生命存在状况的关注，变成了对生命存在本身的保健。崔健的重金属“硬性摇滚”被“软性摇滚”所替代，就是明显的证据。摇滚没有了自己的革命性和震撼性。过多地重视诸如出场费和媚俗的一面，加之很多歌手衣着古怪、言行粗鲁，精神革命沦落到了玩弄精神，再彻底走向欲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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