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鲁迅与丁玲:现代文学现代性的二重维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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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妇女难以被拯救和难以自救的社会现实。爱姑只不过是宗法社会织就的秩序巨网中稍不安分的一个，她左冲右突的同时又不得不紧紧攀附着网中的经纬脉络，否则她将坠入身份虚无的深渊，无法在现实中得到角色认同。
正因为她的女性性别，男性作者鲁迅无法让她成为自己的主宰，所以爱姑不可能如鲁迅笔下的男性叛逆者那样具备知识分子式的清醒、个人自由主义战士式的英雄气概和悲壮色彩，她留给人们的只是一个蒙昧的、富喜剧色彩的农村泼妇形象，一旦象征着封建绝对权威的七大人手执尚方宝剑君临，爱姑强悍与粗蛮的精神支柱便轰然倒塌。爱姑从反抗到被休回父家的结局。除了自身思想水平所限，致使她不可能具备个性解放的理性高度，但同时也体现了鲁迅本人性别意识的局限和迷茫，对于笔下这样一个锋芒过盛、蛮悍放肆、越出传统性别权力秩序等级的女性形象，作者除了将其归入“父之女”或“夫之妻”外将无处安置。作者与人物的性别隔膜，注定了爱姑永远不会像沙菲那样因具有清醒的性别意识而成为性别主体。作者在思想启蒙渐见深入的同时，其间因叙述视点的外化，彰显了对强悍女性辛酸的性别生存缺乏深刻体认的局限。
丁玲笔下的莎菲，从身体到精神，甚至话语权始终是女性自我的主宰。莎菲以知识女性特有的理智与清醒，审视并评判她视野中的一切。她以严格的第一人称视点、有限视角叙事，展现了独属于莎菲个体眼中的世界。这一视点的内置，势必导致莎菲对外在社会对自己行动的评价无所知晓，同时也促就了她那无畏、倨傲的狂狷，更赋予了作为叙述人兼主人公的莎菲审视所有列象的特权与自由。她如同一个“恶”的精灵，深刻洞悉了男性或委琐，或卑劣的灵魂，彻底否定并拆解了传统理想的男性形象。通过女性婚恋价值本位的确立，完成了，对以男性为中心的传统价值观念的颠覆与反叛。
莎菲作为满载“五四”时代烙印的知识女性，现代思想文化的熏染与提升，使她得以超越爱姑式的蒙昧反抗与肓斗，洗去爱姑村妇式的蛮悍与泼辣，褪去了爱姑喜剧般的“扁平人物”特征。通过展示女性潜意识层面生命本真的起伏与奔突，充分显示了立体丰满的“圆形人物”光彩，以及女性丰富的生命状态。莎菲通过自我放逐到男权中心世界的边缘，获得了女性独立言说的话语权，并在与外部世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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