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法院的单方司法解释及内部规定对检察权进行限制的现象日趋增多。

如最高人民法院于底在重庆召开《全国审判监督工作座谈会关于当前审判监督工作若干问题的纪要》中要求：“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特别程序、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审理的案件;以调解方式审结的案件;涉及婚姻关系和收养关系的案件;执行和解的案件;原审案件当事人在原审裁判生效两年内无正当理由未向人民法院或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的案件;同一检察院提出过抗诉的案件和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中明确不适用抗诉程序处理的案件，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规定是违反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87条、第188条“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再审”之规定的，是对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限制甚至剥夺。再如：“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抗诉案件，由抗诉机关出席法庭的人员按照再审案件的审判程序宣读抗诉书，不参与庭审的其它诉讼活动…”等一些最高法院的规定也是对检察权的限制，可以说是严重违法，缺乏法理基础。

二、产生问题的原因所在

客观地讲，破解民行检察长期以来路障重重的原因时，首先要对自身存在的问题深刻反思。检察机关自身存在的问题与现行立法上的局限性一样，都会削弱民行检察监督工作的效果：对民事行政检察工作重视程度不够，力量配备不足。

究其原因：一是民行工作起步较晚。由于历史原因，民事诉讼法实行以后，民事检察工作才被重视起来。各级检察机关先后在检察业务中增加设立了民事检察部门，专门从事民事检察监督工作。加之这项工作与其它检察业务的关联性不大，与各业务部门横向联系较少，而且实事求是地讲，工作业绩上没有取得重大突破，监督职能没有得到有效发挥，致使大家对民行检察工作的重要性缺乏充分认识，从而监督意识不强，观念上难更新，思想保守，对新的监督方式探索研究的少，没有开拓进取精神，使民行检察工作发展缓慢。二是随着机构改革，以延安检察机关为例，13个基层检察院民行检察机构均被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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