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quo;先天地生’,又曰‘天法道’,又曰‘天得一以清’,不稽于古圣贤,以道言天,而其慢辱如此”。叶适反对老子的这种将道的内在规定性理解成一种神秘的观念存在。他还进一步说,古之圣贤,自尧舜到孔丘,“终不言道是何物”,到老聃,“其书尽遗万事,而特言道,凡此形貌朕兆,眇忽微妙,无不悉具”,甚为可疑。不仅仅是老子的道对儒家之道的概念产生了影响,佛教之道也影响了儒家正统之道的内涵。如:“而《易传》及子思、孟子亦争言道,皆定为某物,故后世之道始有异说;而益以庄、列、西方之学(按指佛教),愈乖离矣。”[2]无论是“尽遗万事而特言道”,还是“言道皆定为某物”,都是把“道”同具体事物割裂开来,把它看成是独立于具体事物而存在的。而且这种道不仅仅被老子说成了是一种超验的观念性质的东西,还对儒家传统的道观念产生了影响。所谓“子思、孟子亦争言道”。所以天道不仅虚渺,而且和正统儒家所谓的天道也并不相同,在这个基础上就更难把天道和人道联系起来了。
他接下来说“盖老子以人事言天,而其不伦如此,夫有天地与人而道行焉,未知孰先后也”。[3]在叶适看来,人道与天道并不存在如朱熹等道学家们认为的那样,人道是天道在社会道德层面的延伸,而由人性来沟通,在他看来,人道与天道的先后都是未知的,更不存在由谁决定谁的问题。也就是说,人道的应然性是未知的,不是有什么先验的事物规定好的。 “天自有天道,人自有人道”,这里明确地表达了叶适将天道和人道分做两个概念。在这个基础上,他反对应天道而求人道的思维路径。他说“若不尽人道,而求备于天以求之,比如‘影之象形,声之应声’,求天甚详,责天愈急,而人道尽废矣”。叶适认为人应该先尽人道,而不是“求备于天以求之”。叶适所说的尽人道,其实体现了他对人主观能动性的肯定,而且他把这种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从一种预先设定好的先验规定性的范围内解放了出来,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而这个预先设定的先验规定性就是所谓的天道。当这个天道进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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