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女儿性”在现代文学中的重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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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而且已然成为纯洁乡村少女的代名词。许多学者将翠翠的成功归为她集各种美于一身，且是“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的化身，但这似乎太过笼统。湘西的妓女和劳动妇女都有各自的美处，且同为这种人生形式的化身，但却无法让人真正地喜爱她们。
我认为要找出真正的原因应从沈从文的创作思想入手。沈从文将“佛教的人性向善，儒家的入世进取，道家的人与自然契合的思想要素吸纳进来，形成他自称的‘新道家思想’” 。他“以美代宗教”，用美弱化了“女儿性”中的禅意，并加入了健康、自然、纯朴等品质，使其不再具有超脱人世之感，人们都可以接受它并“融化在各自的生命里” 。
我认为是沈从文将这种经他改造后的“女儿性”注入到翠翠体内，才成就了翠翠，成就了他自己，且使“女儿性”获得了一种现代意义和蓬勃的生命力。
3、渐受压抑。三位作家中，孙犁受《红楼梦》的影响最深，并有一种近乎“女儿”崇拜的倾向，似乎他更应该成为“女儿性”的最佳代言人。然而由于时代的原因，孙犁在其创作的乡村少女形象中注入了强烈的抗战爱国的政治热情，并以此取代了“女儿性”中宁静的佛性，这些少女当然是纯情、质朴、优美的，但是她们追求时代潮流的主动精神也取代了“女儿性”中如水的心境。“女儿性”因政治的注入，自身的内部结构遭到破坏，其大部分属性被遮蔽起来，又慢慢地处于一种被压抑的状态。
二、重现的意义
“女儿性”在现代文学中的重现，一方面昭示着女性的发现和时代的进步，但更为重要的是它为女性的精神找到一条出路。如果说，“娜拉走后怎样”让人们意识到她们应该做有经济能力的独立的新女性，那么，“女儿性”则着力于女性核心价值的建构。这虽为男性对理想女性的一种想象，但它确在精神层面上解决了女性在解放之后应做什么样的人的问题，这对当下的女性而言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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