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传播学术研究30年 |
|
|
不过,这种恢复和回归是初步的。 二、 1983年-1988年:新闻改革引发学术论争 1984年-1988年是我国改革最火热的阶段之一。新闻改革是整个社会改革的一个缩影,它起始于业务层面,并很快进入体制层面。 与新闻改革相伴随的是新闻传播事业的急速发展。1988年底公开发行的报纸达2322种,6年内增加了两倍多。电视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1988年底电视台达到422座,是1983年的8倍多。④电视在全国媒介构成中开始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广播电视专业、学会、年鉴和专门的期刊相继创办,广播电视开始进入新闻传播研究的核心范畴。 新闻教育迎来了第一次大规模扩张。1983年,建国以来的第一次全国新闻教育工作座谈会召开。全国设有新闻专业的院校达21个,新闻类专业点由1983年的16个增加到1988年的74个。1984年,新闻学专业首次列为博士学位授予专业。博士课程的开设,是学科成熟的标志之一。 科研机构在数量增加的同时不断向高层次迈进。1987年,研究团体发展到150个。复旦大学文化与传播研究中心和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也于1986年先后成立,研究正逐渐成为高校的重要功能之一。从1986年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开始增添新闻学项目。人文社科领域影响较大的“吴玉章奖金”也设有新闻学科奖。 新闻改革,观念先行。新旧观念的冲突反映在学术上就是学术论争。就新闻传播学术发展史而言,争论的内容当然值得叙述(本文不再赘述),但争论背后的语境以及所折射出的思维方式更值得关注。 关于新闻定义之争,不管赞成或反对哪一种定义,论争者的出发点却大体是一致的:一是要与“文革”期间“事实为观点服务”的说法和做法划清界线;二是都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方法定义新闻,与资产阶级的定义划清界线,这是方法论问题,更是立场问题;三是都讲究逻辑规定性(定义=属+种差)、科学性,与泛泛而谈的简单化描述划清界线,这是研究或学术表述问题。 新闻事业性质的讨论,主要围绕“阶级斗争工具论”与“社会舆论工具论”展开。通过广泛讨论,看法渐趋一致,持前一观点的日渐减少,反映出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
|
|
|
上一个论文: 从华南虎事件考察中国新闻传播的价值 下一个论文: 打造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南方之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