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危不救”行为之可罚性的法理分析

　　以“小悦悦事件”为典型的见危不救行为，在社会上激起了一股通过立法惩治此类行为的强音：建议将“见危不救”入罪，通过刑事制裁来遏制社会中的不良风气、避免全民道德滑坡。见危不救行为之可罚性，归属法律理论中一个历久弥新的课题：道德义务之于法律义务的界线及转换。但这般概括，会过滤掉该议题在中国当下社会中所承载的一些特殊的、乃至更深层的问题。例如，为何每当发生触犯民众道德情感的事件后，公众最直接的回应就是动用法律对这种不道德行为进行惩罚？这背后是否隐藏着某种集体意识的狂热或偏好？“见危不救”行为最后成为法律惩治的对象，就能有效地规范民众行为、促成一种良好的道德秩序？“见危不救”行为一旦被纳入国家刑事法体系，每个公民在碰到危难事件后，就丧失了风险权衡及自我决策的自由，而这实际上限缩了公民私权的范围。那么，被“转让”给公权力的这部分私权，真的是建立一个良好社会所必需的权利成本？显然，惩罚见危不救行为，是一项需“谨慎地通盘考量”的刑事立法，不能因为对不道德行为的愤怒，就略过对相关问题的冷静分析。编辑：www.ybask.Com 。

　　一、惩罚的逻辑：发生学考察
　　（一）道德直觉和惩罚的量化
　　禁止杀人、伤害和偷盗等刑法规范，是从道德规范或道德义务转化而来的。特定社会的历史、政治和经济的因素，都可以成为促成这种转化的媒介，但其中最古老、最直接的因素，却是社会公众的道德情感或曰愤怒。试比较以下几个案例：A.一人持刀抢劫，并刺死了一名试图阻止他的路人；B.一位母亲将出生的婴儿遗弃在路边，致使其饿死；C.一个4岁大的女孩在马路上被汽车撞倒，路人漠视、躲避，该女孩未及时得到救助而死亡。倘若法律要对三种社会现象进行刑法规制，那么就得回答：是否应惩罚上述事例中的所有行为人？惩罚是否需要差别化，又为什么会出现差别化的惩罚态度？
　　情感是驱动人类道德判断的直接因素。道德直觉很快会告诉人们，案例B、C与案例A存在较大的不同。在案例A中，人们会很自然地产生“罪大恶极应当严惩”的念头，这种反应犹如道德迸发出的感觉：正义之光在闪耀，愤怒火焰在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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