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倾斜地吟诗作对—女性写作.小说.诗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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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境中，小说这种对时间、空间和灵感不甚依赖的文学形式，就成了女性们尽力摆脱环境的束缚，表达自己激情的、最佳的又是最无可奈何的方式。吉尔伯特和格巴还提出，女性选择小说而非诗歌的最关键原因也许是“小说允许甚至鼓励社会传统在妇女身上所形成的那种避免抛头露面撤退，而抒情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则是一种强大的、肯定‘我’的话语。女性长期以来被异化为文化创造物，诗歌的作者却常常将自己变为抒情的主体，社会是绝对不允许这些‘对象’变成‘主体’的”[2]。
但随着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深入，一些女性主义批评家和诗人开始注意女性作家重小说轻诗歌的现象，为此撰写了不少关于女性与诗歌关系的论著，如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格巴的《莎士比亚的姐妹们》，简·莫特菲尼的《女性主义和诗歌》和简·克劳逊的《一个诗歌运动：关于诗歌与女性主义的思考》，都试图为女性诗歌的探索提供理论指导。吉尔伯特和格巴在其论著中谈到，来自男性的压抑是女诗人匮乏的一个重要原因，例如男性批评家们对狄金森的“老处女”身份极为关注，认为“女诗人”不管用什么话来说都是一个矛盾：她的“文雅的”老处女身份和狂热的艺术之间的冲突是不可调和的：她足不出户，生活单调平凡，不可能写出广为流传的伟大诗篇。20世纪初的美国女诗人爱弥·洛威尔的《姐妹》在详细地考察了女性文学的前辈，如萨福，巴莱特·布朗宁和狄金森的诗歌之后，不无惋惜地说：“别了，我的姐妹们，你们都无愧为伟大的女性，而且也都是令人十分惊异的怪才、奇才，可是你们谁也没有给我留下任何金玉良言。我自然不能像你们那样写作。”洛威尔还总结出女诗人的窘境：“整个来说，我们是一群古怪的人—这些挥笔写诗的女性。而当你想一想我们的人数是多么稀少时，你就会觉得我们这群人更加不可思议。”[6]
即使到了20世纪50年代，女性创作诗歌仍不受欢迎，1955年，西尔维亚·普拉斯从史密斯毕业时，阿德莱·史蒂文森就鼓励她的同学们写写“衣物单&rdquo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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