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视连续剧《大敦煌》的复调色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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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却一直存在于心头。
《大敦煌》分上、中、下三部。上部故事的发生时间在宋朝。当时大宋朝廷将一部金字大藏经赐于敦煌收藏，西夏李元昊虎视眈眈，敦煌人要保住国宝，终究刀兵相加，而大藏经也终不知流于何处。
大乘佛教的最高教义是普度众生，世俗上所能达到的最低水平也是要有利于众生。金字大藏经出现的目的和意义，都应在此。从这个角度看，金字大藏经是宝。但是，就是这部大藏经促成了民族矛盾，成为狭隘民族心理和民族利益的工具，并终究为众生引来了血光之灾。这样，在大藏经上就形成两种不同的声音，在对待宋人的态度上也就形成了对话：大藏经本为宋朝之宝，西夏的李元昊为了一己之利来争夺，固然有可恶的一面，但是宋人的心理又如何呢？佛教的众生是没有民族之分的，大宋的人是众生，西夏的人难道就不是众生了吗？大藏经难道不该利益所有的众生吗？所以，从一个角度看待宋人“守宝”是一个声音，从另一个角度看待宋人“守宝”却是另一种声音。
中部情节发生于清末。清朝积弱，西强窃视，目光投向了敦煌瑰宝。在敦煌宝藏面前，作品中的国人有四种类型：一种是愚昧无知的人，把所藏经书当作符咒用以驱邪骗钱；第二种是各怀私心的官僚，他们辗转应付，并非为保护国宝着想；第三种是有良知的仁人义士，他们为宝藏奔走呼号；第四种是被政府视为土匪的敦煌人，为保护国宝而死。在情节发展中构成的对话是复杂的，最鲜明的对话表现在对待洋人和国人的态度上：国人的护宝行为极为可嘉，激动人心，然而所护下的国宝命运又如何呢？观众看到的是在愚昧和腐败面前继续遭到惨痛的毁坏；洋人的夺宝行径极为可憎，然而至少还伴有学术上的意义，被夺去的部分国宝在西方文明中却得到了很好的研究和保存。这些不同的声音在各种“对话”方式中被表现了出来。
下部故事发生于民国早期，焦点在中国和日本的矛盾上。一对优秀的中国知识分子不惜断送自己大好的前程而孤守敦煌，日本派人前来刺探试图夺宝，中国的奸商与官僚勾结在出卖和毁坏着国宝，情节就在这些矛盾中展开。那对优秀的画家是完全正面形象，当地老百姓虽有愚昧的一面，但尚可教育，官商勾结是完全的抨击对象。虽然如此，而在整体情节对话中仍存在一些复调色彩，主要体现于对日本人形象的塑造上。日本人的目的是要夺宝，这是反面的。但在整个过程中，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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