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浅论科举制度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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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进士考试分南、北、中卷，或分省录取。明初开科取士并无南北之分，但洪武三十年（1397）所取「进士」五十三名中，绝大多数是南人，北方举子都抱怨取士不公。这件事引起了明太祖的关注，下令重阅考卷，增加了六十一个名额，多为山东、山西、河南、陕西举子，使南北取士得到了平衡。到仁宗洪熙元年（1425）「进士」会试正式建立了南北卷分别录取的规定，十名之中南卷取六人，北卷取四人。北方的「进士」名额从此有了制度性的保障。但不久之后，南北卷又修改成南、北、中三卷；其百分比是南卷取五十五名、北卷三十五名、中卷十名。所谓「中卷」主要包括边远诸省，四川、广西、云南、贵州。这和东汉和帝降低边郡「孝廉」的人口比例，先后如出一辙。地区的平均分配不但是「进士」会试的最高指导原则之一，而且也同样应用在「举人」乡试上面；因此各省名额大致根据人才多寡而有不同，但即使文化、经济最落后的省份，也依然有最低的名额保证。
科举制度具有很大的统合功能及其弹性。通观前后两千年科举考试中基础文本的持续与变迁，也同样表现得非常清楚。以原始「圣典」为基础文本，科举考试建立了一个共同的客观标准，作为「造士」与「取士」的依据。汉代的「五经」、宋以下的「四书」都是当时的「士」共同承认的「圣典」。这是科举在学术思想领域中所发挥的统合功能。但「圣典」的解释必然是随时代的变迁而变得多元化，不可能统一于任何「一家之言」。因此，科举制度在各个王朝的实际运作中往往生出一种自我调适的机能，使钦定的「正学」不致与考试以外学术与思想的动态完全陷于互相隔绝的状态。这是科举的弹性的一面。社会流动促使科举制度愈发弹性。自宋以后，特别在明、清时期，科举有愈来愈向一般的所谓平民开放的趋势。仕宦、世族、富商之家的子弟在科举竞争中常常占有很大的优势，这是不必说的。但从整个历史进程看，至少明、清科举已非任何特权阶层所能垄断。顾炎武论明末科举取士的情况，曾感慨地指出：「科举所得，十人之中八九皆白徒。一举于乡，即以营求关说为治生之计。」可见当时举人中以「白徒」占绝大多数；他们的家境也非富有，因此一中举后即汲汲于营生。另一方面社会流动是指商人大量上升为「士」，以至使社会结构都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更。这是出现在十五、十六世纪的一股新动力，科举制度首当其冲。唐代法律根本不许商人及其子弟参加科举考试。但至北宋，由于商业经济更为活跃，商人与科举的关系开始变得密切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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