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不缺信息缺知识 在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中，知识曾被漠视过，知识分子曾被践踏过。即使在战后急起直追的新兴国家，也会痛苦地发现：知识的累积远比资本的累积来得慢，知识分子所能发挥的功能，也远比技术官僚来得少。 进入21世纪，先进国家所面临的共同问题，不是缺资金，而是缺人才；不是缺最新的信息，而是缺最新的知识。 “知识”变成了一个国家是否进步的关键因素。把相关的知识有系统地运用到经济活动或某一产业上，现在泛称为“知识经济”或“知识产业”。唯有透过外在的教育与学习，以及内在的思考与筛选，浩瀚的信息才可能变成系统的知识。 “知识”是个古老的生产因素，如土地与劳力一样；但因为现代知识成长迅速，变化巨大，又加以与经济、产业、科技、创新等结合，促成了“知识经济”的独领风骚。 在经济思想史上，与“知识”不可分割的概念如“教育”、“技能”、“人力投资”、“终身学习”，并不是没有被讨论过，回顾起来，只是没有持续地得到应有的重视。 从18世纪中叶的经济学鼻祖亚当·史密斯，到两位美国诺贝尔经济奖得主、同是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教授的舒兹与贝克，以及近年的杜拉克，都对知识与教育相关的理念提出过原创性的贡献。 远在1962年，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名教授马克普(fritz machlup)就出版了《知识在美国的生产与分配》一书。在若干年后才受到重视的这本书中，他指出：知识可由学校传授，也可透过书本、杂志、报纸或其它大众传播如电视、电台、电影等来获得。但是，他强调知识的最重要来源仍是透过教育。 (二)“知识经济”的出现 冷战因柏林围墙倒塌而寿终正寝；“新世界”在这世纪交替时刻刚好10岁。localHost新世界是以知识经济为骨干，以全球化为主轴。本文中“新经济”与“知识经济”相互使用，不予严格区别。 因此，也有学者宣称：“后冷战时代”是“知识时代”或“新经济时代”。正如杜拉克宣称:“未来50年，在全球经济中居于领导地位的，将是那些最成功地提升知识工作者生产力的国家和企业。” 不少人预测美国将主宰21世纪，但其影响力将会胜过20世纪，原因正是因为拥有雄厚的知识与科技，以及强烈的创新与冒险精神。当前的美国被公认是世界上拥有最多著名大学与研究中心的国家。 (三)知识经济的四个关键因素 如果我们要在全球知识经济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我们就必须掌握四个关键因素： (1)新的社会：新的社会是指开放的社会；没有开放的社会，就没有新经济。事实上，今天美国竞争力之所以能高居全球之冠，就是在于它拥有世界上最开放的社会。 也许需要再澄清一点：开放不是没有秩序、没有约束、没有规范。相反的，一个真正开放的社会，必先要有公平的法治与严格的纪律。台湾社会的乱象正说明：当法治不健全时，民主与自由立即产生了可怕的后遗症。治本之道，不是减少民主与自由，而是增加法治与纪律。 (2)新的优先次序：知识经济中以创新、科技、知识、网络等为主流。政府与民间的投资必要以此为优先。因此，本土研发、终身学习等都值得全力推动。 20世纪大经济学家熊彼德，曾提出创新学说——一国经济发展的主力是来自“企业家精神”与“创新”。 (3)新的机会：随着全球化与互联网络的无远弗届，各种新的投资、购并、策略联盟……层出不穷地发生。它对个人与公司既是新机会，也是新挑战。要确保个人与公司的领先，唯一的护身符就是透过新知识的吸收而不会落后。 面对这种新的机会与挑战，只有加速调整。 (4)新的灵魂：知识经济必然创造了一些新富豪。 当知识——而非完全商业利润——参与导航经济活动时，这个社会就容易出现“有灵魂的”知识经济；“灵魂”象征着良知与良心；“有灵魂的知识经济”是指除了追求利润之外，还要推动社区参与、社会公平与社会责任。 今天的跨国企业(如ibm、花旗银行)与一些重要的高科技公司，在赚取高利润的同时，也展现了它们的企业良知。常常受到批评的比尔·盖茨有一次对媒体说：“你们只指我赚钱的时候非常凶悍，为什么不讲我捐款的时候又是那么地慷慨？” 大多数的知识分子不能忍受盖茨的凶悍，但欣赏他的慷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