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第一生产力，教育是富国之本，对科技教育投入人无异议，但是，对医疗卫生投入属生产性投入，人们是认识不足的，甚或认为医疗卫生单位是有收入的机构。医疗卫生有对全社会之保障性，保障着各行各业、男女老幼之健康，保障着各条战线生产力之正常运转。医疗卫生服务，要达到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之目标，这是涉及到全社会的一项系统工程，它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和投入才能实现。要达此目的，必须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包括人力、物力、财力及行政手段等。在发达国家，政府承担的卫生总费用的份额在70%。我们达不到这个水平，但起码应该努力恢复到改革开放前36％的水平。近些年不少方面都在喊：“人民＊＊人民办，办好＊＊为人民”，我认为这类口号不适用医疗卫生事业，各级政府应该树立起“全民卫生政府办，办好卫生为人民”的理念（当然这里说得政府办不是全包，而是以政府为主）。目前九年义务教育不是已经转过来了吗。所以财政对卫生的补偿应是同经济发展同步增长，而不能减少。前两年出现的三五年后给医疗卫生机构“断奶”的提法与实现初级卫生保健目标似乎有相违之处。 4，必须尽快建立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这是国务院已经做出决定的。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是建国以后第一个关于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这里面目标很明确，一个是到2010年要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和农村经济社会相适应的卫生服务体系，一个是今年两会温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专门提出社会保障工作要加强新型农村合伙医疗的试点工作。 新型的合作医疗，首先是政府角度的行政支持、资金的支持、组织的引导、宣传发动等等，从组织管理上来说，倡导县里来统筹，政策上已经提出了组织的体系。从补偿的范围来说，主要是以大病发生的补助为主兼顾小病，主要是为了解决目前因病致贫、因病返贫这个农村主要的矛盾。新型合作医疗与以往的合作医疗相比，它有了不同于以往的监督机制，一方面制度监督、组织监督和审计的手段，包括农民的代表参加到管理委员会、监督委员会，另外配合的还有供方的改革。不仅仅是政府主办的乡镇卫生院提供卫生服务，一些符合条件的民办的机构、诊所的也可以为农民提供合作医疗规定的这些服务。农村卫生作为政府工作，已经摆到了政府的工作日程上。尽管卫生部门是提供卫生服务的，不是保障部门，但是经过协调还是确定由卫生部门来抓，因为现在还不是社会保障，所以这项工作没有纳入社会保障。卫生部在全国农村卫生工作会议上就提出来要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为突破口，推进农村卫生工作，要尽量抓试点工作，试点工作正在启动当中。由此我们建议，县委、政府应作出决策，组织有关人员到先行试点地区进行认真考察，以学习经验吸取教训，拿出我们的方案，再到省里千方百计争取进入试点县，过去的经验证明，试点单位往往能争取更多的国家支持。不多争取国家补助，不把新型合作医疗体系建立起来，要想解决农民看病难问题，是很难想象的。 5，必须解决卫生资源分布不合理、“重医轻防”问题。当前，我县公共卫生建设中存在的基础设施建设薄弱，公共卫生体系不健全，疾病预防控制体系能力差，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机制不完善，卫生执法监督工作不到位，公共卫生投入水平低等问题，从根本上说是由于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造成的。加强公共卫生建设是政府履行公共服务职能的一项重要内容，是转变政府职能的现实需要。加快卫生事业改革与发展，健全公共卫生体制，加强公共卫生建设，把政府职能由过去的“办医院”为主，转变到加强疾病预防控制，加强公共卫生应急机制建设，加强卫生执法监督和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基本医疗保健服务上来，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医疗和健康权益。这是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管理体制的内在要求和现实需要。 目前我县在卫生资源中，政府卫生资源占90％以上，社会（民资）卫生资源占不到10％；在政府卫生资源中，又有90％以上集中在医疗单位，只有10％左右在防保领域，这种卫生资源配置畸形现象，是长期“重医轻防”和利益驱动的结果，不利于卫生事业协调发展。特别是乡镇卫生院“医防合一”，加上普遍亏损，防保人员每月仅三百元的工资也欠发，工作积极性不高。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按照“医防分设，保防保，放医疗”的原则，将乡镇防保职能从卫生院中分离出来，在乡镇设立防保所，按省里规定的五千分之一比例招聘防保员，经费按每人每年不低于8000元标准补助，并列入县财政预算。在每个村聘用一名兼职防保员，县财政每人每年补助1200元，逐步形成以市疾控中心为龙头，县疾控中心为骨干，乡镇防保所为基础，村级防保员为网底的四级防保体系。 6，必须认清形势，加快改革步伐。我们现在的卫生体制，形成于20世纪50－60年代，至今，虽有许多改变，但其基本构架仍是原有的，也就是说，比起中国社会的其他方面，近20年来，它缺乏本质性的改变。我国的改革除了在经济体制方面推进外，在科技体制、教育体制、住房和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以至在政府职能转换、党政机关领导方式等方面也都有所推进，而在卫生体制方面则少有动作，更少有为人赞许的成效。它在我国属于改革相对滞后的部门和领域。不但在组织结构上基本延续了形成于计划经济时代的体制，在行为、思维方式上延续了形成于计划经济时代的习惯，就是有关改革的思路也只停留在80年代。卫生体制是计划经济的最后一块堡垒。卫生系统自己在80年代推进的改革是从调整分配机制，提高医疗卫生机构的工作效率开始的，希望以此来改变卫生医疗机构的补偿机制和内部运行机制。这种目标的确定，从一开始就把利益和效率放在了不恰当的位置，忽略了卫生系统在社会体系结构中的不同其他系统、部门、领域的品性和现代国家对人的健康权的责任。结果带来了医生开大处方、多用高新仪器检查，医院乱收费，以及医院和药厂间的药品回扣，医务人员和患者间的红包等问题日益严重。医疗费不断上升，医德下降。至2001年，国家把医药行业列为预防职务犯罪的八个重点行业和领域之一。以加强管理，产生效益为目标，在医疗卫生机构推行的人事制度和分配制度的改革，并没有使医院成为具有自我约束力和自我激励机制的事业法人。相反使医院兼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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