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得非常重要，要求执法机关调查，我们就在调查这个过程。其实审查权力不在我们这儿，根据法律，如果要到传媒去搜查，只有法官可以签发搜查令。 当时我和律政司的同事研究过这个案情，这些传媒都是涉嫌触犯了法律。我们是有需要进报馆去搜集证据的，当时向高等法院法官申请搜查令，是经过法律程序的。去之前我们给了同事指令，先要求传媒合作，提交资料，不合作再执行搜查令。当时除了一间传媒以外，其他全部都不合作。那个时候我们没有什么其他的手段，要就是我放弃调查回家去。当时不是我们希望做这个搜查的。 以后我们和一家传媒打官司，到上诉法庭时，上诉法官都认为我们当时的行为是完全合法、合理的。当然从传媒角度是觉得不开心，觉得我们侵犯了他们，我认为要这么看：如果新闻自由和司法公义产生冲突，怎么处理？在xx法律中，如果有冲突，裁判就是法庭。我们做的所有搜查行动是经过高等法院批准，是正当的。 人物周刊：其实这样的冲突在其他国家也发生过，比如美国。但是美国是不是会更加注重新闻自由？ xxx：我不知道这个情况，我想是要看具体的案子。我知道在外地，比如是美国，前几个月也有因为新闻媒体拒绝提供资料来源而判了刑的。我们都是珍视新闻自由的，尤其是我们的工作性质，如果没有新闻自由，只有百害而无一利。 但是有些时候，作为一个执法机关，我们也有自己要做的司法公义，如果是新闻媒体涉嫌犯罪，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查？如果法律是这么说的，我们就将这个平衡交给法院，不是我去做这个平衡。 最高的境界是不想贪 人物周刊：对内地的反贪机构，你有什么建议？ xxx：我对内地贪污的情况是听了一些内地同事的介绍，对内地的情况没有很深入地研究，所以比较困难做一个结论。但是，我想每一个地方处理贪污问题一定有自己的一套制度。这个制度要看很多的因素，要看地方的情况、地方政府的制度。 xx是一个成功的例子，但是这个模式是不是其他地方都同样地可以做呢？这未必。要看它自己的情况。有的时候去处理一个问题也是有一个过程的。你先要有一个过程去调节这个尺度，强行做下去有时未必一定可以成功。所以我想，内地要走自己的路，在处理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吸收了一些经验，再逐步地完善。近几年内地除了执法方面，在预防方面做了不少的工作。从制度入手，我想是可以进一步去做好的。 人物周刊：内地和xx还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廉政文化还没有深入人心，这的确是一个不可逾越的过程？ xxx：我说是有一个过程，有一个条件，而且有很多外在因素去影响。内地改革开始于二十世纪，中间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 人物周刊：我有一个判断，廉政公署对xx最大的贡献应该是30多年来对xx诚信文化的培养，功不可没。 xxx：对，这个当然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要改变一个社会对一个问题的看法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我们过去30年就是从三个方面去做这个工作。光是讲不行，但是我们要看到，当时确实要有一个机构处理这个问题，所以廉署成立后，在几年时间基本上就将政府集团式腐败抑制住了，那么老百姓看到政府有决心也有能力，他相信你是认真的，那么你说的话才有公信力。 另外，30年来我们的透明度也有很大的进步，从制度的透明度、问责制度这方面都有一些改善，减低了制度性贪污的可能性。这是一方面，过去几年你看到美国一些大的企业倒闭，这些企业不是没有制度性贪污，高层人员本身的诚信有问题。所以要培养廉洁文化、寻求诚信文化，我们常常说要做到最好就是不贪，不敢贪也不能贪，最后不想贪。最高的境界当然是不想贪。 人物周刊：近年来内地企业到xx上市越来越多，出事的也不少。创维集团的前董事局主席黄宏生被你们拘捕以后，今年初到北京参加两会，他向会议提交了一个议案，核心内容是呼吁中央政府要保护企业家，激起了很大反响——他的意思是xx与内地的法律环境不同，制度文化也不一样，可能同样的方式在xx、内地会受到不同的对待。你的看法呢？ xxx：这个案子还处在司法程序，我不想提这个案子有关的内容。 一般地说，如果是内地企业到xx做生意就一定要遵守xx的法律，xx的公司到内地做生意也要遵守内地的法律，这是一国两制。 如果来xx做生意，一定要搞清楚什么是合法的，什么是不合法的，这个是企业家自己的责任。 xxx简历 xxx，现年47岁。1980年毕业于xx大学，获社会科学学士学位。1994年至1995年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深造，取得公共行政硕士学位。 xxx于1980年8月加入政务职系，并于2002年7月晋升至首长级甲级政务官。黄先生曾任职多个政策局及部门，包括社会福利署、政务科、卫生福利科、前政务总署、前行政立法两局非官守议员办事处、前律政署及前新机场工程统筹署。黄于1996年1月至12月出任保安科禁毒专员，1997年1月至7月出任政务司办公室交接仪式统筹处副处长，并于1997年8月至2001年7月出任保安局副局长。2001年7月，黄获委出任海关关长。2002年7月连任。2003年8月任廉政专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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