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关于司法权的解释名目繁多，比较一致的是司法权就等于审判权加检察权。最新版的《辞海》是这样定义的：司法权即国家审判诉讼案件和监督法律实施的权力。分审判权和检察权，资本主义国家一般实行三权分立制，司法权由法院行使。我国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检察权，都对产生它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负责。 在中国，许多人往往把司法机关混同于政法机关，所谓的“政法机关”包括了公、检、法、司、安，其实，公安、安全、司法均为行政机关，是属各级政府所领导的部门。有些人列举司法腐败现象时，举出的例子往往不是司法机关所为，就是混淆了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区别。本文所指的司法权即审判权和检察权，基层人大为区、县级。 一、司法权接受人大监督的法理分析和意义所在 1、司法权接受人大监督的法理分析 首先，司法权接受人大监督是国家权力属于人民的要求与体现。根据宪法和有关组织法的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其负责并报告工作。“以人大监督为主体的我国监督体系的建立及其完善是国家政体的内在要求，其制度的产生直接来源于宪法的规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我国根本的*制度，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保障，而在实践中“以人民代表为基础建立全部国家机构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核心，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关键”。因此，人大和法院、检察院的终极目标是一致的，保证法院和检察院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并切实接受其监督，是我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根本意愿，也是宪法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要求。lOCALhoST 其次，司法权接受人大监督是国家权力运作与监督制度的主要表现形式。权力制约作为权力监督的一种模式很早就受到了人们的关注。我国与西方有着不同的历史与文化背景，在构建本国权力运行与监督制度时，突出强调了人民在国家中的绝对地位，以人民代表大会为国家权力机关，在司法机关行使国家权力的过程中，主要由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其进行监督，以防止权力失范，懈怠于行使其权力或过度滥用其权力，损害人民的根本利益。法院和检察院作为这一监督模式中的一方与人大共生于国家制度。司法人员应当积极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主动接受人大的监督并负责地提出合理的建议是其职责中的必然内容，人大积极行使其职责并不断完善监督方式，同样能够对司法权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2、司法权接受人大监督的主要意义 监督权是宪法赋予人大的一项重要职权。加强人大对“两院”工作的监督权，使审判和检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处于人民的监督之下，对促进司法工作依法顺利进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加强人大监督，有利于促进司法公正。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是宪法和法律确定的重要制度。人大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对司法工作提出意见，并及时发现工作中的问题，缺点和错误，纠正执法不严、司法不公的现象，保障宪法和法律的正确实施，有效推动司法工作健康发展，从而促进司法公正。 （二）加强人大监督，有利于增强司法机关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人大代表直接来自于人民，由人民选举产生，代表人民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力，在国家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们直接代表了人民的意愿，反映人民的呼声和要求，司法工作自觉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自觉接受人大代表的监督，实际上就是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就是行使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这无疑是群众路线在审判和检察工作中的反映，其有助于增强司法人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观念。 （三）加强人大监督，有利于创建高素质的司法队伍。人大通过强化法官和检察官的任职考试、任前公示、人事任免、述职评议等活动，加大对司法人员任前任后的监督力度，有助于促进被任命的法官和检察官不断提升*、业务素质，认真履行职责，以正其身，以民为本，正确处理好“为谁掌权、为谁办案”的问题，以良好、公正的形象多办“铁案”，切实维护司法的公正与正义。 二、当前基层人大在监督司法上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应该说，近些年来，随着民主法制建设制度的不断完善和人大地位的不断提高，区、县级人大在对司法权的监督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我认为，基层人大在司法权的监督上还有许多值得研究和改进的地方。 其一，认识上存在误区。长期以来，方方面面有一种片面的观点，认为监督就是支持，“寓支持于监督中”、“寓监督于支持中”，否则就是“找岔子”，“挑毛病”，“过不去”。片面强调监督的支持作用，尽量回避监督的制约作用，使得人大 监督“犹抱琵琶半遮面”，缩手缩脚，畏首畏尾。 其二，监督手段上刚性不足。在行使监督权时，普遍采用建议，意见等温和式的方法，如对质询、特别问题调查、个案监督、罢免等刚性手段运用极少，使得人大监督难免流于形式；另外，宪法和地方组织法对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的主体、对象、内容、方法、范围等规定的原则性强，在实际操作中随意性、伸缩性都比较大。人大及其常委会作出的决定、决议和各种审议意见，缺少法律机制保证其贯彻执行，往往使人大的监督权授予无制、行使无规，监督工作也就难有实效。 其三，代表执行职务的社会环境尚未完全形成。尽管《代表法》已颁布10多年，但仍有一部分人对代表法的法定权力缺乏足够的了解，认为代表仅仅是一种形式，又不脱产，无职无权，只不过开开会、画画圈、鼓鼓掌、举举手而已；另外，代表的素质参差不齐，有的代表职务意识薄弱，把代表仅仅当作一种“荣誉”，选举时竭尽全力争当代表，当选后又不认真履行职责；有的代表重本职工作，轻代表工作，在会议审议或视察活动中，认为自己人微言轻，提不出有价值、有建议性的意见。 其四，监督体制尚不完善。我国虽然实行人大监督“一府两院”的政体模式，但实际运行中，人大监督较为软弱，缺乏经常性，科学性。在基层，“两院”对人大的监督大多是汇报性的应付，且存在报“喜”不报“忧”，报“绩”不报“失”，即便如此，人大有可能还点头称是，这样以来，人大对司法权的监督实际上成为一种摆设，起不到通过监督制约、遏制司法腐败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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