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部级重点学科、大学重点学科、一般学科。 之四：学位授权等级，各大学和研究机构授予学位的权限不同，权限内容分为：博士学位一级学科、博士学位二级学科(博士点)、硕士学位(专业学位)、学士学位(双学士)，还有无权授予学位的大学。 之五：人才等级，这不是指职称等级，而是指各级政府和大学选定的人才级别，如“百千万人才工程”中百千万分别代表国家级人才、省部级人才和优秀人才。还有不同计划、奖励入选者也分为不同级别。在教授中，有院士教授和学科评议组成员教授、博导教授、硕导教授、一般教授。还有近年来各大学自己实行的与职务津贴相连的一、二、*教授制度。 之六：刊物等级，分法不一，多称权威期刊(如《中国社会科学》、《中国科学》、《法学研究》)、核心期刊(如各综合性大学学报)、一般期刊。还有所谓国家级、省部级、一般刊物；所谓特类、一类、二类、其他类刊物。 之七：论文等级，大体与刊物等级对应，有特类、一类、二类、其他类论文。 之八：课程等级，如教育部精品课程、优秀课程、重点课程、合格课程。 之九：教材等级，教育部组编教材(如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各专业部如司法部组编教材(如“九五”规划高等学校法学教材、高等政法院校法学主干课教材)、其他教材。 之十：奖励等级，国家级(如国家自然科学奖、教育部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省部级、校级、院系级。 几乎与学术活动相关的东西都被划定等级，从意识形态上看，这在一个把社会主义作为立国的基本原则写进宪法数十年的国家的确难以想像，从学术活动的内在性质上看，也是前所未闻。 弊端多多 审批学术、等级学术的背景深厚，就是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和与之配套的具有高度社会动员力的行政体系，但审批学术、等级学术的规模化并非由来已久，其兴盛于20世纪90年代，今天还大有加剧之势。在90年代前，因为人们对科学教育于兴国的意义体会不深，国家财力有限，对学术活动的投入较少。之后，在这两方面都有较大积极的改观，尤其是“211工程”、“973计划”、“985工程”的提出。 如何用有限的资源办成尽量多的事情，如何建一流大学、如何实现诺贝尔奖零的突破，一直考验着各类决策者尤其是政府的集体智力。但决策者并未形成一套合适的管理和组织模式，而是主要沿袭旧的计划经济和行政指令工作思路：垄断资源、重点建设、层层报批，这一思路是建立在“集中财力一定能出重大成果”的假定之上，加上决策者受“无政绩不升迁”官场规则的硬约束和政绩冲动，因此，大量“计划”、“工程”涌现，便有了从重点大学到211工程、985工程的等级之分。 重点建设思路统治了中国几十年，在某些经济、科技、教育、*领域也的确办成了一些大事。但由于这一思路也对社会公平造成巨大损害，如“三农”问题便是社会不公的集中体现，现已逐渐让位于通过市场来平等竞争。 与这一主流倾向相反，在学术领域，重点建设思路仍居统治地位，并且还有强化的趋势，如前述，近十几年科教的增加投入大部分垄断在各级政府和半官方单位手中，对这些资源的分配又严重地倾向于少数大学、研究机构和少数人。少数大学不仅得到国家资金的重点支持，还通过国家特别授权如网络远程教育获取更多的利润。国家重点投资和特别授权又增加了这些大学吸纳社会资金的本钱，出于广告效应，企业、其他民间团体对它们厚爱有加，纷纷慷慨捐赠，并设立各种奖学金、奖励基金，国家、企业、个人都争着要“锦上添花”，而不愿“雪中送炭”。久而久之形成科教领域的收入、研究经费、工作条件严重的分配不公。 同为大学教授，因在不同的教育部直属大学任职，收入却相差一二倍；极少数教授将官方半官方所有重大奖项尽收名下；有的一流大学用于种草种树的资金就达上亿元。这是弊端之一。 弊端之二是成本巨大。一方面可投入学术的资源有限，另一方面为获取这些有限资源的各种投入又大得惊人。在“程序正义”原则指导下，各种审批定级活动都有较为严格的形式化程序，如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每年评审一次，大体程序为：项目负责人申请，大学在院系评审基础上筛选上报，省、区、市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或在京委托管理机构签署意见，同行通讯评审，学科评议组评审。有时一个两三万元的项目耗去的项目论证费、各级评审费、通讯费、旅差费、纸张及打印费、公关费差不多占去经费的一半。 在国家级项目申请中，申请人及所在单位不计成本几成通例，大家争的是一个名，单位要达标、上台阶、创一流，个人要评职称、评奖或保位子，少有人去关注成果水平本身是否为“国家级”。还有专司科研管理的机构，如全国和省级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各部科研司局、大学科研处，其专职人员每年的工资福利、办公开支，恐与国家每年对哲学社会科学的投入相差无几。另外，审批的时间成本更是无法计算，一些名家评了东家审西家，才下眉头，又上心头，天知道他们一天半天如何读完十几份每份逾万字的申请书，并划上百个勾。一些主管科研的大学负责人更是常常终日泡在“计划”、“工程”的组织申请、论证、评审、公关之中。 弊端之三是腐蚀学术风气，降低学者人格。以今年博士点评审为例，以往是两年评审一次，大体的程序为：各基层申请，大学评审排序，同行通讯评审，学科评议组评审，国务院学位办审批。由于多种原因，本应去年进行的第九次博士点评审推至今年，又因sars之故，学科评议组也采取网上评审。申请单位深谙“功夫在诗外”之硬道理，互联网外的公关和争夺早就展开：某些地方大学领导班子集体赴京，行走于京城各评委要人之间；有的大学以学校名义慷慨为重要评委的基金会捐款；在大型学术会议上一些学者偃旗息鼓，生怕出言不逊得罪能影响评审结果的人…… 该如何繁荣学术 “集中财力一定能出重大成果”的假定事实上时被证伪，至少在决策者不能拿出详尽的评估报告证实所推行的重大计划、工程取得了重大成果的情况下，就可以推定被证伪，在这里也要实行“举证责任倒置”。 现在许多工程缺乏科学性、计划性，未有组织深入论证，如“211工程”尚未完成，“985工程”就上马，“高校青年教师奖”本来就是高校最高教师奖，现又有了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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