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中国政府在非典防治过程中遇到两难问题：由个人和家庭承担非典医治费用，绝大部分人因经济上承担不起而不得不放弃治疗，这不但不利于非典疫情的控制，而且也可能会导致人道主义灾难；而由政府出钱，将大大加重国家财政的负担，从而影响到对其他方面的投入，进而影响到经济的发展与民众整体福利的增加。因此，这里自然引申出一个问题：非典究竟该由谁来埋单？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有40．6％的被访问者表示应由政府承担，而赞成分摊的不足三分之一（32．3％），赞成由个人承担的仅占4．4％。由此可见，中国百姓对政府的依赖是很强的，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是社会保障与社会危机机制不完善，其中包括危机应急基金储备不足。因而加快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与设立社会危机基金应该是我国今后应对类似sars事件的两大重要措施。 中国经济回升有望 恐怕没有人会怀疑sars对中国经济产生负面影响。至于sars对中国经济将产生多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将持续多久，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sars对中国经济究竟会产生多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将持续多久，可能主要取决于如下几个方面：一是我国对sars疫情的控制程度以及sars流行的持续时间，如果不能对sars疫情进行有效的控制，sars流行的时间较长，甚至sars进一步流传到广大农村地区，那么sars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将是灾难性的，中国有可能由此走向衰退，现在看来没有这个可能。二是医学上的研究进展，人类如果能尽快地找到防治sars的有效方法，那么sars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将是比较有限的，中国经济在经过短暂的恢复后，会保持强劲增长的态势；三是公众对遭受sars打击后的中国经济的信心和对战胜sars的决心。 本次调查结果表明：有7．1％的被访问者认为已恢复正常的生活秩序，认为还有一个月和三个月才能恢复正常生活秩序的比例分别为17．3％与28．1％，三者合计占被访问者人数的一半以上（52．5％）。与第一次调查结果相比，三周后的第二次调查结果表明，公众估计恢复正常生活秩序所需时间有所缩短。 当被问及非典以后对中国经济回升是否有信心时，超过90％的被访问者表示对sars过后的中国经济回升抱有信心。公众的信心是努力消除sars对我国经济的不利影响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因此，我们有理由坚信：中国经济一定会尽快走出sars阴影，保持快速增长的态势。 全国五大城市非典舆情第二次权威调查·专家访谈 生活方式的改变，不是靠某种危机的出现。一种好的生活方式不能仅仅依靠一场灾难留给人们的痛苦的记忆去养成，而应该依靠一种强制的长期的法律制约力来完成，光靠自觉是靠不住的 非典给我们带来许多课题 南京大学副校长、经济学家洪银兴：非典时期的巨大支出，一大部分应该属于遭受的经济影响。这次这种传染病的灾害，它实际上造成的经济影响，不仅仅是有形的，同时也会是一种无形的。有形的，我们可以看到，如旅游、餐饮、交通，我们为了治疗疾病而支付的各种医疗费用等等，都是一种有形的损失。这是一个方面。 直接的经济损失还是比较大的。这种自然灾害一旦在一个国家流行，范围又比较大，就会影响一个国家的对外形象，进而影响到进出口的活动。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经济情况是很好的，我们的对外贸易、出口水平、利用外资等等，一向是非常好的。*上稳定，经济上又处于成长期，对我们来讲，已经出现了非常好的前景。但是由于这个非典的出现，它可能会使我们在一段时间内将影响扩大到外资、对外出口。我同意这么一个说法：“这种影响来得快，去得也快。”它与其他问题造成的影响不一样，只要非典得到控制，这种形象上的影响就不会那么严重。世界卫生组织一旦宣布这种疾病已经得到控制，那么可能影响我们的出口问题马上就会解决，外资马上也会回来。虽然近期的影响是严重的，但从长远来看，它仅仅是发展中间的一段。况且这种疾病就世界范围来说也是新的，至今还没有研究出彻底解决的办法。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研究员陈力丹：非典时期的巨大支出，政府已承担了。政府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一个分配的作用。政府本身没有钱，把钱花在什么地方，是一个分配用钱的过程。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张静：美国在“9·11”事件之后，有一个红十字会的负责人向全国号召捐血，一下子从全国各地捐来很多血。但最后能派上用场的只是一小部分，绝大部分过期无效了。美国人这就不干了，逼着那个负责人下了台，认为他的行为造成了浪费。那个负责人迫于压力引咎辞职。这个例子说明，政府在分配那笔财政支出时，应该有一个法律进行制约，比如什么时候能启动这笔钱，如何评估该用多少钱，如何保证合理有效地使用。对一件事纯粹从动机出发进行评判是不完善的。 经济学家茅于轼：预防非典的方法很多，隔离疫区（从设立专门非典医院，到封锁一幢楼、一个区，到整个城市）；在公共场所戴口罩（又分在马路上，在商场里，在交通枢纽里等等）；停止会议（又分大型或者中小型，在一切地区或者仅限于疫区，疫区又可分一般或者严重的）；停工停产，或者只要求进厂检查体温等等。 有几十种措施可以采用。显然，每种措施的成本有巨大差别，它们对减少非典传播的效果也极不相同。从经济学来看，我们应该采取成本低而效果大的，不应该花了巨大成本而作用非常有限的那些措施。所以我们不能“不惜一切代价来防止非典传播”，而必须计及成本效果，并由此来选择哪些措施应该优先考虑。 某种措施的成本可以请经济学家来估计，效果则要由防疫专家来估计。现在越来越明确，非典的传染主要是和病人的近距离接触。因此在公共场所戴口罩所起的作用远远没有隔离病人的作用大。医治一个非典病人的费用高达十多万元，绝非一般家庭所能承受。现在各地规定不一样，比如有的地方只有下岗工人、城市困难户和农民可以享受非典公费医疗，结果就出现非典病人逃避就诊的情况。而病人逃跑，就把病菌一路散布，造成严重的病情扩散。一个人为了减少自己的负担而造成几十例甚至更多的非典医治成本。 恶性传染病的治疗不只是病人个人的事。他不治疗就会造成更多的传染，而每个被传染的人又会造成更大范围的传染。所以对这一类传染病的治疗应该看成是社会的事。再说，这类传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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