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推进理由 1、时代意义 未成年人是祖国未来的建设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我国现有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约3.67亿人，他们的成长状况，直接关系着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今天，随着独生子女的逐渐增多，随着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以及社会结构从传统向现代的迅速转型，未成年人的成长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同时也经受着巨变中的社会环境的不断考验。因此，全面、科学、深刻地认识未成年人成长的社会环境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针对目前未成年人成长环境堪忧的现象，顺应人民群众对净化未成年人成长环境的强烈呼声，2004年2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其中第九个方面强调提出“净化未成年人的成长环境”。李鹏在未成年人保护法颁布10周年座谈会上也着重指出应“依法为未成年人营造良好成长环境”。在6月18日召开的“武汉市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会议”上，湖北省委副书记、武汉市委书记陈训秋就为未成年人营造健康成长的良好环境提出了要抓好“一净、二创、三育”。“一净”即净化传媒；“二创”即要创建“无毒社区”和“无艾（滋病）社区”；“三育”即紧紧抓住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这三个重要环节。为青少年成长创造良好的环境正成为时代的要求。顺应时代的需求，对未成年人成长环境的研究也不断提上日程，成为当前优化青少年成长环境的一项迫切需要。 2、现实意义 近年来，全国各地连续发生的各类安全事故、青少年犯罪、权利维护、儿童厌学及退学事件表明，青少年的成长环境受到严峻挑战。lOCalHOST在这种情况下，探讨青少年成长环境，将之监督评估的标准和预警机制定量化、操作化，不仅能将营造青少年成长的健康环境落到实处，而且能创造性的形成青少年成长环境的监测评估系统和预警机制。 3、前瞻性 2000年10月，武汉市青少年教育办公室、共青团武汉市委和武汉大学社会学研究所合作的“武汉市青少年成长环境的监测评估系统及其应用”研究，受到团中央高度重视，被团中央书记称为“监测青少年成长环境的晴雨表”，中央和地方媒体就此作了大量报道。通过网上检测，我们的研究在该类研究中，目前还是唯一的。正因为如此，团中央书记于2004年2月下旬专程到武汉了解该成果的应用情况，部分省市的团委领导也前来学习，希望成为全国监测青少年成长环境的晴雨表。由此可见该项目在全国的影响和价值。 4、开拓性 多年来，国内研究青少年健康成长只注重研究一个或几个方面的问题，而没有形成全方位研究的一个理论体系和立体模型，使我们对青少年成长环境的预测总处于被动地位。本项目将突破青少年成长环境的单向思维和传统研究方式，不仅研究青少年成长环境的有利因素，同时研究青少年成长环境的不良因素，并通过对两者正负影响的对比来反映青少年成长总环境的健康状况，为青少年成长环境的研究提供新的视野，使之更加科学化。 二、项目基础 支持此项目完成主要基于我们现在已拥有智力基础、组织基础、工作基础。 1、智力基础 此项目是武汉市青少年教育办公室、共青团武汉市委、武汉大学社会学研究所合作完成。武汉大学社会学研究所在此领域具有较强的人才智力优势，主持此次项目研究的周运清教授是国内知名的社会学家，也是2000年“武汉市青少年成长环境的监测评估系统及其应用”研究的主持人。 2、组织基础 武汉市青少年教育办公室、共青团武汉市委、武汉市青少年权益保护工作委员会拥有强大的组织基础和人员优势。有一支长期从事青少年教育工作的专业队伍，有健全的组织体系。通过不断的完善和健全，现在在全市已经形成了市、区、街（乡）、社区四级维权网络体系，有效地为青少年健康成长提供了组织保证。 3、工作基础 2000年10月，武汉市青少年教育办公室、共青团武汉市委和武汉大学社会学研究所合作的“武汉市青少年成长环境的监测评估系统及其应用”研究在全社会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全国多家媒体进行了报道。四年来，我们在青少年成长环境监测评估系统理论的指导下，在优化青少年成长环境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如深入开展“维权岗在行动”活动，积极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通过行业联动，全市16个行业系统的优秀“青少年维权岗”充分发挥职能优势，积极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优化了青少年成长环境。同时，依托市、区、街青少年维权网络，在全市深入开展了满足服务青少年需求的扶贫济困、问题青少年帮教、青少年法律援助，对青少年开展了自护教育、心理辅导、家庭指导等工作。全国维权现场会在武汉的召开就充分地肯定了武汉在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优化青少年成长环境方面所做的工作，并使武汉经验走向了全国。 三、国内外现状 在国外，重视青少年成长环境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贯例，并在此项目上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智力，形成了理论模型。日本通过五十多年的实践，在中小学建立了一种pta的教学模式，即家庭和学校合作进行青少年教育，致力于沟通学校与家庭、社区的联系，pta模式在努力创造一个有利于青少年成长的环境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日本学者左川久博把电视、广播、书籍、电影等大众传播传媒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并称为“第三环境”。他认为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加速，“第三环境”对青少年思想道德的影响将日益增大，因此必须净化“第三环境”。在社会工作上，西方一些青年工作者以外展工作的形式，主动寻求服务对象，对那些经常出没于不利于未成年人的成长环境，容易或已经误入歧途的未成年人开展跟踪服务。 在国内，2000年共青团武汉市委就“武汉市青少年成长环境”所展开的调查发现，影响青少年成长的环境因素，主要是学校环境、家庭环境、社区环境和交际群体四大因素，其中以家庭环境的影响最大，其次为社区环境，交际群体的作用最小。2001年北京市政协科教卫体委员会与各民主党派北京市委员会合作，就“为未成年人营造健康成长的社会文化环境”问题所展开的调查发现，未成年人面临的社会文化环境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方面：校外教育环境、文化市场环境、传媒环境和社区环境，这些环境对未成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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