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核、朝核等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上，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在二十国集团g20当中，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占了成员国的半数。“金砖国家组织”、“基础四国”、中俄印、印（度）巴（西）南（非）等发展中国家协调合作机制活跃发展。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仍具有相对优势，在国际政治、经济、军事、科技、话语权等方面依然占据主导地位。

各大国针对国际形势的新变化，纷纷调整对外战略和政策，互动更加活跃。国际关系的形态更加多样，内涵更加复杂。传统国家间阵营和界限趋于模糊，利益组合趋于复杂。围绕气候变化、核安全与防扩散、国际金融改革等议题，各国根据不同利益需要结成不同“议题性联盟”。国际关系行为主体更加多元化，国际权力更加分散。普通民众通过互联网、手机等信息技术，对外交事务和国际关系的影响增加。

三、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取得进展，全球治理缓慢推进

发展中国家以较平等的身份参与到世界经济治理机制中，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取得进展。一是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完成阶段性改革，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投票权。二是g20峰会正处于从危机应对机制向长效经济治理机制的转型之中，在加强各国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方面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三是全球金融监管机制有所加强，从宏观和微观层面全面加强对金融体系的监管。

气候变化、发展等问题的全球治理进展缓慢。墨西哥坎昆气候变化会议取得积极成果，但各方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分歧依旧，发达国家仍在推卸和转嫁减排的责任与义务。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高级别会议表示将力争在2015年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但全球消除饥饿、贫困、疾病及其他一系列社会问题的进展远落后于预期，前景不容乐观。

随着国际金融危机最坏阶段的过去，各方在危机期间同舟共济的意愿有所下降。不少国家内顾倾向上升，加强国际合作的动力减弱，国际协调难度增大。发达国家希望维护在国际机制中的主导地位，发展中国家希望提高代表性和发言权，双方既有合作，又有斗争。经济金融、气候变化、核不扩散等领域的问题都牵涉到政治、安全、社会民生等其他多个领域，彼此相互牵连。随着合作的深入，面临的阻力也在增加。

四、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国际安全威胁更加多样

各大国继续加强国防建设，纷纷出台新的国家安全战略。美国继续增加军费开支,加大海外军事基地建设，全力研发“空天飞机”、“快速全球打击”系统等新型武器，提出“空海一体战”概念。英、法等国受经济不振影响，削减军费开支，力图通过加强相互间合作维持军事大国地位。亚洲地区总体稳定，但面临的安全挑战增多，朝鲜半岛局势紧张，热点问题时有升温，一些国家政局波动，影响安全的因素更加复杂。但总的看，随着各国相互依存日益加深，大国间发生军事对抗的风险进一步降低，世界总体和平的大趋势更加巩固。

核不扩散领域的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同时发展。美俄签署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新条约。首届核安全峰会强调加强国际协作共同维护有效的核安全。另一方面，美进行亚临界核试验，继续优化核武库。伊朗核、朝核等问题未取得明显进展。

传统安全问题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相互交织，安全威胁更趋多样复杂。能源、粮食、水资源、自然灾害、环境事故、恐怖主义、传染病、信息网络等方面的非传统安全威胁有增无减。极端气候和自然灾害产生越来越大的扩散效应。冰岛火山喷发和墨西哥湾漏油事件表明，全球化背景下的重大天灾人祸往往跨越国界，影响到国家间关系。

五、我国全方位、多领域的外交蓬勃发展，国际地位继续提升

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带动世界经济复苏、解决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国际地位和影响力进一步提升。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我国积极开展全方位、多领域外交，维护了总体有利的外部环境。一是积极参与应对金融危机的国际合作。坚决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推动实施“引进来”、“走出去”和自贸区战略，促成了一大批对外重大合作项目。二是同各大国关系平稳推进。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进一步深化，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内涵不断充实。三是深化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中国同几乎所有亚洲国家都实现了高层互访和交流，增加了同周边国家政治互信，深化了各领域互利合作，促进了本地区和平与发展。四是同发展中国家传统友好关系进一步深化。我国领导人遍访亚非拉地区，接待许多发展中国家领导人访华，与发展中国家互利合作取得新进展。五是积极开展多边外交。国家领导人成功出席一系列重大国际会议，全面阐述我国有关立场主张，深入参与和引导世界经济治理机制变革。六是以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等为契机，深入开展首脑外交、经济外交、公共人文外交，展示了我国文明、民主、开放、进步的形象，全方位促进了我国与各国的友好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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