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三农”问题必须与时俱进、创新机制、深化改革，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农业产业化经营、农村小集镇建设、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和农村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等方面取得新的突破。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我们在经济和社会方面面对的最大问题就是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这些年来，我国农村经济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但是，我们对农业、农村发展的成就一直估价过高，对解决“三农”问题的艰巨性、复杂性、长期性一直认识不够，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问题也没有给予足够的估价，农村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并未得到根本解决。的确，改革开放解决了绝大多数农民的温饱问题，实现了他们衣食无忧的人生最基本的愿望。但是，真正富裕起来的农村和农民却不是很多，尤其是在粮食主产区、西部地区、远离中心城市的边远地区和靠耕种土地吃饭、搞种植业甚至包括一部分搞养殖业中的农民很难说真正富起来了，而这些人恰恰代表着农业的主体、农村经济的主体、农民的主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尤其是在我国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进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我们的农业发展越来越受到资源和市场的双重约束，我们的农村经济越来越感受到国际国内两个大市场的冲击和影响，我们的农民在生产经营中承受着自然的风险和市场的风险，而且市场风险给农民的影响又远远大于自然的风险。农业的结构性矛盾和农民增收困难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从广大农村看来，影响其发展的有以下五个相关联的问题：
第一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问题。农民收入近些年增长缓慢甚至呈下降趋势。LOCalhOst从90年代的中后期开始这个趋势表现得更为突出，在一些地方农民收入甚至出现了负增长。据中国社会学会会长陆学艺的统计：1979—1984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提高15.1%；1985-1988年均增长幅度下降为5.1%；1989-1991只有1.7%；1992-1996年因国家大幅度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收入又有所提高；1997-2002年农产品的总量基本保持稳定，但其市场价格却下降了30%以上，农民依靠纯农产业获得的收入日趋减少。农民收入近些年增长缓慢甚至呈下降趋势其原因不在于农民使劲少了，而在于开支大。农用生产资料价格上涨，每亩地的投入成本不断增长；负担重，尽管上面三令五申减负，但各种各样的税费仍在增加，很多农民种不起田；收入减，粮食、生猪、油料等大宗农副产品价格持续走低，棉花价格有所增长，但幅度也不大；灾害多，农业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弱；打工难，农民的现金收入减少。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既是农产品供大于求的市场反映，也是国民经济发展长期积累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在“三农”问题上的集中表现。从长远看，随着人口增加。经济发展和城乡居民生活的改善，对农产品的需求还会有一个大的增长。但在目前的情况下，受城镇低收入居民和广大农民购买力低下的制约，农产品的国内需求在近期内不会增加很多，加上出口的阻力加大，供大于求的矛盾一时还难以有根本性改变。加入wto以后，我国现阶段的质次价高无特色的弱质农业将会受到越来越大的冲击；受国际市场供求关系和比价因素的制约，依靠增加产量和提高价格来增加农民收入已经缺乏弹性空间，农民收入增长前景堪忧。
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转移，是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措施。但从目前我国宏观经济发展情况来看，经济结构调整的任务十分艰巨，随着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资本、技术替代劳动的趋势加强，国有企业减员增效，乡镇企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减弱，通过调整农村就业结构增加农民收入的难度也很大。国家对农业的重点支持和保护也是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但目前各方面改革、发展和稳定的任务很重，要办的事很多，国家的投入还难以满足农村发展的需要。
第二是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问题。要增加农民收入，必须对农村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这无疑是正确的。但问题是农村经济结构靠谁来调，谁是经济结构调整的主体。靠国家来调？国家有没有那么多钱来帮助调？不出钱，出政策？光靠政策能不能引导农民来调？这是其一；其二，农村经济结构怎么调，有人把农村经济结构调整总结为种得活、卖得脱，划得着，但在竞争异常剧烈的市场经济中，任何经济行为都存在着市场风险，尤其是农业生产周期较长，市场风险更大，结构调整调了起码要坚持一年，而市场瞬息万变，环境一变，原来划算的可能现在不划算、原来计划可以赚钱的现在可能不赚钱甚至赔钱，又由谁来承担农业结构调整的市场风险？谁来支付农民调整后得不偿失的代价？其三，能不能调？在目前这种农业生产的体制下，农民分户经营，规模很小，难以和大市场对接。信息、技术、规模、营销等因素都制约着农民进行结构调整的积极性。
第三是农村的土地制度问题，这是农村经济制度的根本。土地问题不解决，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就无法调动，规模经营就不可能形成，农业的效益就不可能提高，农业结构的调整也就是一句空话。目前农村土地制度存在着五个问题：一是分散，每家种一小块，广泛分散在众多的农户中；二是闲置，由于负担重，担不起田，很多农民弃农进城打工，造成土地“抛荒”；三是非流动性，除极少数地方外，绝大部分地方的土地不能流动。四是农村土地所有者主体缺位，虽然我国土地管理法规定“集体所有的土地依照法律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由村农业生产合作社等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然而，在农村的实际工作中，相当部分农村土地的具体权属是不清楚的，产权关系是不清晰的，因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建立是以地缘和血缘关系为纽带而不是以土地的产权关系为纽带，因而取得农民土地权利缺乏法律上的根据；农民在土地所有者权益上没有得到量化的体现，难以实施土地的所有者权能。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治组织而非经济组织，并不具备作为农村普遍的土地所有权主体的法人资格。五是农民的承包经营的土地存在着不稳定性。正因为土地所有者缺位，农民难以实现自己的土地权能，因而要保护其土地经营权也十分困难，相反，一些乡镇干部、村社干部以各种名目很容易把农民承包经营的土地收回处置，造成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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