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演进，农民工已经成为新兴的产业工人群体，给予农民工均等的工人身份，让其享受均等的*参与权已是我国*发展的必然趋势，然而在中国二元社会结构导致的城乡居民长期隔阂的背景下，由于制度缺陷、政策失当和农民工自身素质等多因素的综合作用，农民工的*参与长期陷入边缘化的困境。合理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政府、社会和农民工自身三个层面不懈的努力，本文主要从社会学和*学结合的角度对农民工*参与问题进行剖析。
一、农民工:漂泊的*人
农民工是我国制度变迁与社会转型期间所出现的特殊群体，特指具有农村户口却在城镇务工的劳动者。农民工的形成主要是城乡二元结构导致的“推拉效应”和传统户籍制度冲撞的客观结果，在农村劳动力过剩需要转移的推动下和城市需要补充劳动力进行城市化发展的拉动下，又由于传统户籍制度的羁绊，形成了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特殊的产业工人群体——农民工。当前农民工已经成为中国劳动力供给的主要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显示，截止2003年底，中国进城的各类农民工共有1亿1390万人，在我国二、三产业中所占比例已高达59.8%，而且其数量还在继续增加，农民工已成为我国当代产业工人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实践表明，农民工开拓了现阶段我国农民就业和增收的主要渠道，成为许多贫困地区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的主要途径，并且通过他们辛勤的劳动为城市的繁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缺少农民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将延迟好长时间。
农民工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在现实中，农民工的社会地位却完全不能与其贡献相称，农民工处处受到歧视和排斥，权益受到侵犯和损害，在*生活中更难觅其踪。loCAlhoST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农民工成为既没有参加农村*生活又不能融入城市*生活的“漂泊的*人”。据调查，有60%以上的农民工没有参加原籍的村委会选举。有三分之二的人对当村干部表示“无所谓”和“不想当”。在城里，80%的农民工没有参与所在社区的选举，在遇到困难时寻求帮助的对象绝大多数是朋友、老乡或家人亲戚，而极少寻求政府或法院等机关的帮助。加之农民工漂泊不定的原因，其*参与处于边缘状态，数以万计的农民工成为事实上的我国民主*建设的看客，这与党和政府坚定的民主*发展道路目标是极为相左的。因此，探寻阻碍农民工*参与的成因、寻求农民工*参与途径创新是当前一个极为紧迫的课题。
二、农民工：为何成为漂泊的*人？
随着现代化的推进，把农民工纳入民主*建设的范围，积极支持广大农民工的*参与，是党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文明建设的必然趋势。农民工基于自身权益的考虑，也有着*参与的诉求，农民工的*参与本应是理所当然、理直气壮的，然而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我们看到的却是农民工的权益处处受侵犯、遭践踏的一幕幕，农民工的*参与形同虚设，亿万农民工*参与的诉求与边缘困境成为一对显眼的矛盾，那是什么导致了这种现象？而且是极为普遍的现象？又是谁断送了农民工的*参与权？
（一） 农民工的身份特性及自身素质
特殊的身份直接阻碍了农民工的*参与。“民工潮”是中国特有的现象，亿万农民进城务工成为农民工，但他们的户口并没有随之转移到务工所在地，造成居住地与户口所在地的分离，形成了农民工身份的特殊性。这样在*参与方面就产生了一个现实困境：一方面农民工离家远，几乎没人愿意为了参加原籍的选举投票而疲于奔波，他们基本上都放弃了原籍的*参与权。另一方面，农民工收入低微，也几乎没人愿意为了参加工作所在地的选举而花钱费时回原籍办理选民资格证明。况且，农民工本身的流动性强、流动范围广，只要能赚钱，什么活儿都揽、什么地方都去。这就造成了他们对工作所在地*的漠视和*参与的冷淡。“反正不知道能呆多久，什么时间又要流动，*参与是徒劳无益的。”成了许多民工的普遍心态。这种普遍的“过客”心理使得他们对城市缺乏归属感和责任感，更热衷于实利的经济活动，而忽视*生活。此外，农民工自身的素质也是阻碍其*参与的因素，诚然,进城的农民的素质较之农村的农民会更高,但相对于城市居民,其文化水平、道德素质、法律意识则相对落后，造成其*参与积极性不强。农民工大多受自身素质的限制，维权意识低，很多农民工在合法权益受侵犯时，不懂通过合法手段保护自己，更极少通过*参与以提高其*地位，进而维护其合法的*权益。
（二） 城市社会的歧视与排斥
农民工进城后的另一个现实困境就是难以融入城市社会，难以融入当地的*生活，这其中虽说有着多层次的因素，但城市社会对农民工的歧视和排斥却是不可忽视的。其一，城市居民的歧视。长期的城乡二元体制结构，在造就巨大城乡差距的同时，也衍生了城里人的天然优越感。城市居民对农民工普遍具有一种戒备、歧视和排斥心理，尤其是城里的下岗失业人群，认为农民工抢了他们饭碗，于是对农民工采取敌视、打压、打击的态度，想方设法围剿农民工本已狭隘的生存空间，农民工的*参与显得遥不可及。其二，城市政府的一系列歧视政策堵塞了农民工*参与的渠道。当前，绝大多数城市的社会政策极少考虑农民工，城市社会政策不能覆盖农民工这群体，现有的体制主要是管理他们，缺乏为他们提供相关的公共服务的职能，计划生育、子女教育、安全生产和社会保障等对农民工覆盖率低，有的完全被排斥在外。工、青、妇等社群组织和流入地的社区建设工作也没有把覆盖农民工群体的工作作为自己应有的职责。此外，农民工的经济地位更加深了他们的自卑心，对于农民工来说，“外地人”的标签始终成为一种挥之不去的痛，城里人的戒备、鄙视，政策性的封锁、排斥，恶劣的劳动条件，低廉的报酬，人身权利屡屡被侵犯，*民主权利被无情剥夺等等，使得这一群体始终处于一种边缘化的生存状态之中，无法融入当地社会，他们努力的目标就是多挣点钱以求得生存，*参与则退居其次。加之由于自身素质的原因，他们在城市中一些越轨行为,给城市秩序与居民生活带来消极影响,并产生“晕轮效应”，更加深城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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