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人员利益冲突法》，为有效预防和制止利益冲

突和规范公职人员离职后行为提供详细的行为准则。防止公职人员利益冲突的一个核心举措是制定和实施《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和公开法》，将公职人员家庭财产置于廉政监督机关和公众的有效监督之下。也可考虑设立透明账户制度，将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国有企事业单位和金融机构领导、从事人、财、物管理的重点岗位人员及其近亲属的财产申报纳入透明账户，由有关部门统一监管，对财产的非正常流动做到早发现早处理。[18]信访监察和审计机关都是对行政权的专门监督机关，监察审计权只有独立于行政权才能发挥其作用。信访监察机关可以合而为一，负责受理民众信访投诉举报，调查处理不良行政行为。这些专门监督机关应当划归人民代表大会管理，监察和审计首长的任期应比政府组成人员略长，约为六到七年，连任不得超过两届，其人事编制、经费预算、职责权限由法律单独加以规定，确保其独立性。

拥有可执行且得到严格执行的反腐败法律是专职反腐败机构发挥作用的核心规则。我国应该在现有《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基础上，结合《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制定专门的《反贪污贿赂法》，后者应包括实体法和程序法两个部分。

对公职人员的道德要求应当融入公职人员的录用、晋升、调任、惩处、退休、工资待遇、经费拨款等人事管理和预算管理的各个环节之中。为了防止一把手插手干预一般公职人员职责范围内的事项，应当对民主选举和政治任命产生的党政领导人实行任期制。前者由党的组织部门负责加以管理，而对考试录用和考绩晋升的事务类公务员实行常任制，由国家公务员管理部门加以管理并成立公务员惩戒委员会，负责纪律处分事宜。无论是选举和任命还是考试考核的过程，都应该确保程序透明、机会平等、公平竞争并有投诉处理机制，使任人唯亲和裙带作风无藏身之地。对领导岗位和重点岗位人员可进行随机的廉洁测试[19]，测试结果应当成为调任和惩处的重要依据。地区和部门党风廉政建设和廉洁自律情况群众满意度测评结果应当向社会公布，并与官员的升降奖惩直接挂钩。官员的工资待遇、退休养老保障和党政机关经费拨款应当有助于培养官员廉洁从政的道德感，而不是迫使他们依靠从事腐败行为来弥补收入或经费的不足。

按照辅助性原则调整条块关系，强化地方政府权能，使地方政府的权力与责任、资源与任务相匹配，将大大减少地方“跑部钱进”、“进京送宝”的公贿行为的必要性。在地方各级政府间关系中也有必要按照辅助性原则划分职权，切实解决权力和资源向上集中、责任和任务向下摊派的政府间关系格局。同时可考虑实行市县并立、互不统属、省直管县的体制，减少中间管理层次，强化县级政府的权能。

国有企事业单位构成公共部门的主体。国有企事业单位需要通过进一步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确保其独立性。同时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其治理结构，加强董事会建设，董事长和总经理分设，加强权力的相互制约。同时还需要强化经济责任审计制度和决策失误责任追究制度。

鼓励竞争的政策是民营经济部门发展壮大的核心规则。实行鼓励竞争的政策，要求政府管理经济的方式从行政审批转向市场监管，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减少对微观经济的干预。实行鼓励竞争的政策，要求深化垄断行业改革，引入竞争机制，引入民间资本。实行鼓励竞争的政策，要求对各种所有制企业平等对待，公平竞争，消除商业贿赂的诱因。实行鼓励竞争的政策，要求取消政府采购和招投标法规中所谓定点采购、议标等非竞争性的做法，探索实行电子化招投标办法和建立电子化政府采购系统，加强对政府采购和招投标以及拍卖活动的外部审计和监管。

表达自由是媒体发挥舆论监督作用的核心规则。保障言论表达自由，首先需要为媒体及时获取公共信息提供充分的保证。若不能及时获得真实的公共信息，言论表达自由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为此有必要制定《公共信息公开法》，将信息公开的范围涵盖到所有公共机构，保障媒体和公民获取公共信息以及官方记录和档案的法定权利，并由监察机构监督信息公开的执行情况和受理民众申诉。其次需要适当限制保密的范围和内容，破除不适当的保密文化，使信息公开成为原则，保密成为例外，同时为保密文件建立合理的解密期限和审批程序。保障言论表达自由，还需要实现对媒体的管理由人治化管理走向法治化管理，尽快出台《新闻法》，依法保护记者的新闻采访权和媒体对调查性和批评性报道的发表权，同时规定媒体报道失误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赋予公民发言权是公民社会发挥监督作用的核心规则。这就要求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实行重大决策事前公示制度，通过举行听证会、座谈会和公开向社会各界征求意见等方式，为公民特别是利益相关者提供参与立法和行政决策表达自身意见的机会。同时还可以利用民意调查、民意测验、民主评议等多种方式了解民众对公职人员、公共部门和公共服务的评价，这种评价结果应当与公职人员的升降奖惩挂起钩来。还可以通过发放公民调查卡、对各种公共服务实行社会承诺制、为内部举报者提供全面保护、建立有效的投诉处理体制等方式，鼓励公民参与到对公共机构的监督中去。[20]由相对独立的学术机构对各地区、各部门清廉程度进行独立的民意调查和公开的排名，有利于在党风廉政方面激励先进、鞭策后进，应当予以大力支持。

加强反腐败的国际合作，要求我国适应“死刑犯不引渡”、“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保护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权、遵循正当法律程序原则等国际社会通则，积极推进法律改革，扫清国际合作的法律障碍。

（四）加强廉政机构性支柱的能力建设，解决廉政支柱发展失衡的问题。

目前我国廉政机构性支柱已经全部建立，但各个机构性支柱的发展却很不平衡，其有效性也各不相同。加强廉政机构性支柱的能力建设，解决廉政支柱发展不均衡的问题成为关键。加强廉政机构性支柱的能力建设，需要从体制改革、教育培训、充实权力和资源、利用先进技术手段等方面入手加强能力建设。

加强机构能力建设，需要通过体制改革理顺党、国家和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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