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应以农民权益与农民发展、农民发展与物质资料和客体环境相联系，促进农民权益可持续、系统保护。其二是社会和谐发展与农民权益可持续保护理念。和谐社会是一个发展、公平、民主、文明、法治的社会，和谐社会建构，应以现实发展为基础，促进农民发展，农民权益的可持续保护是和谐社会建构的重要内容。因此，社区发展权理论以社会和谐发展为理论逻辑点，以农民权益的可持续保护为实践逻辑点。其三是农民的发展权利。农民群体整体上仍属弱势群体，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农民利益不仅仅在于利益分配中，还应该在利益的产生中，产生更多供农民参与分配的利益，而利益是权利之源，因此从法律角度设置农民发展权利，规范存量利益与增量利益的产生和分配，从而促进农民权益的可持续保护。
第三，社区发展权理论的条件支撑。任何一种理论都是历史的决定，并且是相对的，其作为客观实在的反映，具体地由被反映的客体领域所决定；同时它也取决于相应的社会实践、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社会利益，因此社区发展权理论建构需要相应的主客观条件支撑。首先是社区发展权理论建构的主观条件，包括农民权利意识的增强、社会文化的发展、法律制度的变迁等。随着社会的发展，农民文化素质逐步得到提高，农民的权利意识与民主意识也在不断增强，法律制度不断完善，这些都从主观上为社区发展权理论提供了软硬条件的支撑。其次从社区发展权理论建构的客观条件来看，主要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条件。我国经历了经济的高速发展，市场经济体制已经逐步完善，农村经济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农村民主法治进程也在逐渐加快，农村存量民主在完善的同时，如农村自治制度的完善，为农民源源不断的提供增量民主。同时，社会融合的加快，农村社会主体的多样性需求，这都为社区发展权理论提供了客观条件支撑。
第四，社区发展权理论的比对分析。社区发展具有其自身的历史特点，更与其所处的社会、自然环境密切相关，因此，农村社区发展具有区别于城市社区自身的特点，从城乡发展现状进行对比考究，对基于农民权益保护构建社区发展权理论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农村社会发展较为滞后，农业具有天然的弱质性，农村文化具有相对封闭性，其被传统文化所深深影响，因此农村社区发展应从这几个层面与城市社区加以区别。同时，也应明确在新农村发展战略中，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为城乡之间的协调发展提供了条件和基础，这也为社区发展权的实现提供了现实支撑。
第五，社区发展权理论的结构要素。每一理论都有一定的结构，由规律和其他一些相互处于某种关系的命题组成，对理论逻辑结构的准确表述是发展理论的重要手段，

因此对社区发展权理论结构要素进行明确阐述是现实中保护农民权益的重要内容。社区发展权理论主要可分为外在要素与内在要素，其中外在要素包括：主体、客体、社区，而内在要素则包括：政治、经济、文化。
首先从社区发展权理论的外在因素层面考究。其一，主体在社会的整个过程中，是一定发展阶段的人类社会，同时必须明确无论是个体的还是集体的主体都始终是由社会所决定的整个社会主体的一部分。随着社会不断进步，农民这一庞大的弱势群体，不仅仅是基本生存权利，而应是在此基础上，让农民真正平等地参与到社会建设中，并平等的享受社会发展的成果，保障农民权益应从传统单纯的保障农民基本生存权向实现农民发展权转变，以促进农民的全面自由充分发展来促进农民基本权益的实现。发展权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实质是社会弱势群体的权利，是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与公民和政治权利的综合，追求人的全面充分自由发展。农民发展权是农民权益在增量民主构建中的现实体现，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包括两个层面的内涵，即平等的机会和平等的能力参与社会发展与分享社会发展成果。其二，根据马克思哲学分析，客体是以它的物质存在而不依赖于主体的对象，是主体的能动活动、认识实践的对象，主体的存在和活动都由社会的客观物质条件和客观规律来决定。根据系统发生学的观点，作为主体根本构成因素的人，是从自然界分化而来，人为了生存和发展，必然产生需要，即向自然界索取物质生活资料。以土地为主的资源环境是主体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物质条件，客体发展权是主体发展权实现的重要基础和条件。主体的需要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和历史条件下产生和发展的，受已经达到的或正在形成中的物质条件和实践能力的制约。现实中，主体发展的无限性与客体资源的有限性形成了瓶颈，促进客体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应是主体发展的重要内容。其三，不论主体、客体，还是主客体统一的状态，都具有历史发展性。土地是主体发展的重要物质资源，农村土地所有权属农村集体所有，而促进诸如土地的发展权实现，必须在现实中与主体相联系，从而形成主客体统一的状态。依据我国目前农村发展现状，农村社区是主客体统一在现实中的时空载体。我国农村社区基本单位是村庄，而经济相对落后，基础设施较差，农民自身素质，治理结构等问题都是抑制农村社区发展的重要因素。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的宝贵经验时指出：“公社——这是社会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把它从统治社会、压制社会的力量变成社会本身的生命力；这是人民群众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他们组成自己的力量去代替压迫他们的有组织的力量；这是人民群众获得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13]（p133）农村社区的发展对于农民发展权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发展权主体界定，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探索。发展权的主体既是个人也是集体，具有双重性，发展权是个人的人权，当个人作为孤立的个体被有机连结而成为一个集合体后，该集合体便以其相对独立性而成为发展权的特有主体。
其次从社区发展权理论的内在因素层面考究。发展权是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与公民和政治权利的综合，基于农民权益的社区层面上考虑，社区发展权理论的内在要素包括政治、经济与文化三个方面，这三方面是互为整体，辨证统一的关系。其一，社区发展权理论内含的政治要素主要从两个层面，即社区内的民主与社区外的民主，彼此互为条件、共同发展。民主政治是政治要素的必然要求，即是在不断农村自治制度的基础上，促进农民的增量民主，保障农民政治权益，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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