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接受也无法容纳先进的生产力。然而，近代华北农村家庭手工业的发展却表明情况并非如此，自本世纪初开始，手工业生产中陆续从国外引进了一些效率较高的工具，如铁轮织布机、轧花机、弹花机，就其工作原理来说，已经可以认为是用人工作动力的机器。这些机器使生产效率成倍以至成数倍地增长，如铁轮织布机的生产率是旧式木机的8.8倍，轧花机的生产率是旧式轧车的 5 倍，弹花机的生产率是老式弹花吊弓的16倍以上。在丝织业中，新式脚踏纩车比手摇纩车效率既高，质量又好，铁轮平纹织机的生产率是木机的 4─ 8 倍， 而新式提花机在提花楼上安装有按照显花程序编制的打孔纸板，可以自动提综织出提花图案，与旧式提花织机相比，既免去了提花工，又可以减少提花差错，从而使劳动生产率和质量都得以提高。这些机器和工具最初都是为城市的作坊手工业引进的，但很快就在农村家庭手工业中得到推广，特别是在一些新兴手工业区中，其普及之广，更新换代之快，即使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也是令人吃惊的。例如棉纺织业中所用的铁轮织布机，在高阳、潍县等近代著名棉手织区都只用了十年左右的时间就全部淘汰了旧式木机。尤其是在

高阳手织区，一些村庄中几于一户一机或一户数机，如高阳县城东15里的小王果庄，一共不过300户人家，1916年时， 普遍使用小提花机织布，比起旧式木机来已经进了一大步，1926年以后，人造丝织业兴起，人们争相购买，小提花机迅速淘汰，到1937年，全村有大提花机300多张，除家庭手工业外，另有八家小工厂， 农民进城买线售布，不再用木轮手推车或靠肩挑背驼，而改用自行车，全村有日本进口的“僧帽”牌自行车100多辆。高阳县城东12里的李果庄，1937年全村不到400户人家，拥有铁轮织布机700多张。高阳县城西南10里的于留佐村，100多户人家有200多台织机，还有20余家小工厂。县南的延福村共200多户人家，1921年尚只有铁机20多张，1927年改织大提花机， 很快就发展到300多张[4]。华北之外的其他地区，这类机器和工具的推广也表现出相同的趋势，如江苏南通织布区，乡村织户原用拉梭机织布，1930年冬季，南通通华织布厂由上海购入了20台铁轮织布机，织工见机式更新，欲购者颇多，送机器来安装的机匠与当地一位木工合作，在南通建立了布机装配工场，当地农民在通华织布厂学会三五个品种，即退出工厂自购织机，自己织布出售，到1932年 6 月，乡村铁轮织布机已达万台之多[5]。江苏省的江阴县，1924年开始普及拉梭机，铁轮机的使用还要稍晚，到30年代中期，全县已有拉梭机3万余台， 铁轮织布机近1.3万台[6]。如果说，上述机具还是农村手工业原有部门中工具的更新换代，那么，织毛巾机和针织机在农村家庭手工业中的使用就使农村手工业增加了新的部门。我国传统纺织品中并无针织品，直到19世纪末，针织品才在城市中较时髦的喜爱西装的人群中流行，20世纪初，一些大城市中引进了针织机，到20年代，在浙江省的平湖、嘉善、嘉兴、石门和硖石一带的城镇和乡村中，已形成了一个针织手工业区，其中仅平湖一县，在1926年就有针织机一万架[7]。在全国各地农村中，织毛巾比织针织品还要普遍得多。这些事实说明， 小农家庭在接受新技术、采用新工具方面，并不象通常所想象的那样目光短浅，保守落后，个体经济容纳先进生产力的能力也不那么狭隘。诚然，所有这些以人工为动力的机器，在生产效率上都不如动力机器，以蒸汽为动力的机器需要比较大的生产规模，也无法用于农村家庭，但如果电力能够有较为充分的发展，家庭中是有可能使用动力机械的，这正是今天在很多农村家庭中发生的事情。 偷工减料，粗制滥造，弄虚作假等行为在当时也曾引起过广泛的注意，论者多认为这是出于小生产者的急功近利，目光短浅，并把这种现象也作为农村手工业必然衰亡的依据之一。这种论断并不公正。这类行为多出在纺织业中，如高阳白布应该八斤重一匹的，有时只有七斤或七斤数两不等，最轻的甚至不足七斤。应该百二十尺一匹的，也许只有一百零几尺甚或不足百尺[8]。宝坻织户常以油料、肥皂、白粉、食盐等渗入棉纱以增加布匹重量， 或减少经纱道数，往往布匹未经售出即已腐烂，据说一次运布至山西，在运输途中发酵霉变，酿成诉讼[9]。平纹柞丝绸也可以用减少经纱道数，布面放稀， 然后上浆增重的方法偷工减料。山东柞丝绸在出口早期，就曾因掺粉，硫磺薰白造成的质量问题引起市场缩小。但是，这些行为并不是多么普遍，它们一般都出现在资本主义包买主控制生产的情形下，而且，只发生在白布和平纹柞丝绸的生产中，因为提花布、格子布、斜纹布和提花丝绸的经纬纱都有一定的数目，无法偷工减料，同时，这几种纺织品也不以重量作标准。发生这种情况，通常是由于市场萎缩时，包买商采用压低工资的方式以保持利润，小生产者迫不得已而反抗，但独立织户则不能这样做，因为这种时候商人对布匹质量十分挑剔，不要说粗制滥造，即使稍有瑕疵都会拒绝收购。类似情形只在高阳、宝坻等资本主义家庭劳动盛行的地区出现，已可说明它不是30年代农村手工业衰退的主要原因，即使在上述地区，与其说这类行为引起了农村手工业的衰退，倒不如说它们是衰退的结果。在市场畅旺时，商人付给织户的工资往往比较高，织户既能得到较高收入，又希望能与商人保持长久关系，一般都比较注重产品质量。当然，这种时候，商人对商品质量要求比较宽松，部分织户可能为图快而放松质量，但不会有意识地弄虚作假。30年代初，土布业进入衰退后，商人包买主日益压低工资，并在收布时百般挑剔，有时会将工资压低80 ─ 90％，甚至完全不付工资[10]，织户为求生存，只能设法偷工减料以节省一点儿原料自己织布卖。至于纺织业之外的其他农村手工业，例如造纸业、榨油业或者制粉业，能否节省原料，降低成本，主要依靠技术水平，粗制滥造反而会浪费原料。因而，这一因素也不是造成农村手工业衰退的根本原因。 根据上面的论述不难看出，在30年代，农村手工业内部的经济机制，包括它自身所具有的一切不利因素都不足以造成农村手工业的全面衰退，那么，外界因素是否能够起到这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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