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单缸或双缸洗衣机、单门电冰箱等，他们对这类消费品的消费需求基本停留在功能层面，对其在不停的更新换代中所展示的文化方面的价值失去追逐的能力。而富人在这方面则显示出了持续性的、不断更新换代、追逐现代化和追逐时尚的消费能力，他们与低收入人口在生活质量上的差别远不是耐用消费品的拥有量能够反映的。从耐用消费品的拥有质量上看，贫富阶层显然分属于两个不同的消费时代，这从更多用于满足于享受和提高生活品质的“第二类耐用消费品”（钢琴、健身器材、家用电脑、汽车等用于娱乐的耐用消费品）的拥有状况上可以更清晰地看出。手机、电脑等九十年代后普及起来、对富人不可须臾缺少的电子产品，在被访的穷人家庭中只有极小的拥有量。在富人，甚至全社会消费知识经济、网络时代的同时，穷人的生活方式还停留在此前的时代，对耐用消费品的消费能力基本被隔断在九十年代。

与对耐用消费品的消费状况相同的是，在闲暇越来越多地需要经济支持的时代，富人和穷人对休闲娱乐的消费需求和消费方式也呈现出“有”与“无”、“时尚”并“丰富多彩”与“贫乏”的根本性差别。在富人以打高尔夫球和出国旅游等昂贵的休闲方式为身份标志时，许多穷人表示因买不起公园门票，买不起报纸而消费不起自己的“休闲”。在经济高速发展、社会的消费需求越来越丰富和多样的今天，穷人在消费方式上被时代所割断所抛离的社会现象真切地存在。 贫富差距扩大的结构性、制度性原因 功能主义理论认为，富人因为勤奋，因为能力强、智商高而富有，富得有理；而穷人则是因为懒惰，因为素质低而穷，穷得活该。调查表明，功能主义理论对中国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现状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反映在：第一，被调查富人中的大部分是在近20余年的改革开放中，通过市场机制获取和积聚个人财富，并实现个人经济地位的上升性流动的。也就是说，贫富分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市场选择的结果。第二，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观念和素质，如进取、创新、敢于冒险、不安于现状、善于把握机会等等所谓获致因素，对穷人或富人现有经济地位的获得确实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作用。第三，功能主义理论特别强调的教育和技能等个人禀赋在中国已成为影响收入分配和人们经济地位的突出因素。第四，作为对获致因素的积极鼓励，功能主义理论认为，不同的职业和地位应得到不同的回报，调查显示，富人的收入来源有多样化且收益率高的特点，而穷人则相反。 但是不断拉大的贫富差距并不能完全用功能主义理论加以解释并合理化。例如，功能主义不能解释为何一些权力的拥有者有着超过其收入地位的巨额财富；不能解释为什么穷人越来越多地集中在下岗失业群体中，以及自九十年代以来城市贫困人口在数量和结构方面发生的变化；不能解释部门、单位和所有制间的“收入级差”；不能解释同质同量的劳动力之间的不平等收入……虽然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确立了一套市场经济的社会分层机制，社会结构正日趋合理和平等开放，但是，种种因二元体制或结构转型而形成的不合理、不平等的制度和结构因素仍然对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有重要影响。所以，在讨论社会分化和社会不平等问题时，有必要将宏观的结构和制度性因素纳入到关于贫富分化的分析和研究框架之中。 调查显示，以下结构性、制度性的因素和缺陷对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现状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一，社会经济转型。城市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固然促进了经济发展，但另一个直接后果是造成了大量企业破产和停产，成千上万的工人失去就业岗位，生活困难或沦为贫困人口。调查表明，影响穷人目前收入状况的因素，最主要的还不是功能主义通常强调的个人层面的因素，如个人特征或能力、教育等方面的欠缺。对城市低收入群体而言，国有企业的减员增效、关停并转，还有就业机会相对缺失等等外在于个人的结构性因素，是影响人们的收入地位群体性下降的主要原因。有研究表明，城市下岗失业人员家庭陷入贫困的概率要比一般家庭高出7-8倍。在此次调查的被调查者中，认为自己比10年前收入下降的，大多是因下岗失业而新近致贫的“新穷人”群体。 二，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中国是个地区发展十分不平衡的国家。本次调查的最高收入家庭出自广州市，最低收入家庭出自兰州市。据统计数字，人均收入最高的广州市，2001年月人均收入为1247元，人均收入最低的兰州市，同年月人均收入是430元，两者相差近3倍。从1988年到1995年间，北京、广东、江苏的人均收入增长率分别是81.9%,78.9%和64.7%，而甘肃仅为3.9%。 三，劳动力市场分割。调查证明，由于劳动力市场存在制度壁垒，相等生产能力的劳动力之间存在很大的利益差别。据测算，1997年的行业间工资差异比1988年上升了103%。除行业差距外，正规部门和正规就业身份与非正规部门和非正规就业身份之间，在收入分配和福利保障等方面也存在巨大的结构性差异。前者意味着高收入、工作稳定、良好的工作环境和福利制度、有提升机会等；后者则意味着低收入、不稳定的工作模式、通常是低劣的工作环境，以及几乎不享有任何福利制度和社会保障等。占有垄断性资源的电信、邮电、铁道、金融、保险、电力等行业，以及在正规部门或有正规身份的就业人员，不仅收入水平较高，而且享有优厚的福利待遇，在富人阶层中已经可以找到他们的身影。而从事一般行业如制造业、服务业的人员，特别是在非正规部门、以非正规身份就业的人员，不仅收入水平较低，而且面临单位内部歧视性的就业和福利政策，面临失业、下岗的威胁。 四，权力参与分配。调查案例显示，权力，特别是能够掌控资源配置的权力对个人的收入地位具有重大作用。此外，以权力为中心形成的社会网络资源也对收入分配有重要影响作用。在市场体制中，通过对资源的控制和分配，一些再分配体制中的权力仍然得到了维续，一些握有再分配权力的人通过市场交换获得经济回报，将权力变形为个人资本。 五，社会保障制度的缺陷。主要体现在，其一，覆盖面有限，应保未保的情况还较为严重。据亚洲银行根据1998年有关数字测算，中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应有1480万人，而直到2001年第三季度，全国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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