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人口的不利变化，使宋朝更有内在的压力和动力寻找农业之外的谋生手段，特别是寻找工商业和海外贸易的机会。 然而毕竟这是一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社会试验，并不能象今天的发展中国家那样，有工业革命以后发达国家现成的榜样和启示，因而可以自觉地作制度设计和政策选择以克服地理环境的限制。所以，尽管宋朝比中国的其他朝代更有机会开创一个新的时代，但实际上宋朝并没有完成这一任务便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命。主要原因之一竟是因为拥有先进武器的宋朝统治者未能找出防止北部游牧民族南侵的有效方法。 和后代，或和世界同期国家相比，宋朝确实代表中国在人类活动的主要领域处于领先地位的时期。但是，宋朝离开工业革命的必要条件是否仍很远呢？我在引言中曾指出，除科学革命外，还要有五大条件。对比这些条件，可以说，宋朝的地理禀赋较不利于中国继续因循守旧地走农本道路。当时中国也在形成以工商和外贸为导向的城市体系，政府给予民间较大的海外贸易的空间。在这三个条件上，宋朝似乎比后来的几个朝代更接近工业革命的必要条件。但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宋朝仍面临许多障碍；在确保自身安全的问题上，则存在致命的问题。例如，对逐渐勃兴的市民文化，传统儒学以禁锢人性的理学作回答。对日益壮大的民间经济力量，宋朝政府中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改革派强调法家的富国强兵理想，采取的措施重在恢复农本社会和建立政府对经济的垄断。这说明，即使宋朝能确保自己的安全，要冲出农本社会还面临传统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的许多阻力。然而，最主要的是，当时的欧洲尚处于中世纪的黑暗之中，科学革命尚未开始。即使宋朝有通过外贸吸收外来知识的愿望和动力，也无从分享科学革命的成果。地理禀赋使中国自古以来没有机会分享古希腊的科学传统。所以，要宋朝独立地发生科学革命是不可能的，事实上也没有发生。宋朝发生的是实用技术的突飞猛进。难怪李约瑟要感慨，为何科学革命只发生于欧洲，而不是中国或印度。从本文的分析可以看出，那是因为地理禀赋的原因，使古希腊文明正好发生于欧洲的巴尔干半岛，而不是其他的大陆的缘故。 继宋而起的朝代正好使土地和人口的比例发生极大的逆转，结果是人口的空间分布由宋朝比较发达的劳动密集型部门带来的相对集中退化为宋朝以后由于土地密集型部门的再次崛起必然造成的相对广布。成为对比的是，1500年后，缺乏腹地的西欧国家只能将眼光转向海洋和新大陆，以寻求新的生存空间。面对陌生的海洋，陌生的大陆，陌生的文明，这种开拓面临暴利，也面临风险，需要新的知识，新的技术，而且必须有求真的精神，才能征服未知的世界。中国却因获得广大的新边疆而重新回到传统的沿陆路扩散人口的老路上去。这条老路中

国几千年来已经驾轻就熟，对社会组织和技术并不构成太多的挑战，却造成人口在空间上的分布越来越散。在当时的基础设施下，日益散布的人口之间的社会联系必然削弱，导致社会分工和城市化水平的日益下降，使中国严重丧失城市的积聚效应和内生增长的源泉。 发生于1776年的工业革命引起全球化的大大加速。全球化的实质是通过全球范围内的国际分工和贸易，利用专业化带来的比较利益和规模经济，促进经济的发展。以英国为代表的一些民族，在亚当.斯密，李嘉图等杰出的经济学家的指引下，比较自觉地遵从这种发展模式，大大提高生产效率，创造、发明层出不穷，影响遍及全球。这说明，这场革命后地理秉赋对社会形态的演进的影响大大减小，因为再没有一个民族能继续传统的生产方式而不受惩罚。然而，由于惯性的原因，至今囿于地理环境而不能自拔的民族处处皆是。 令人高兴的是，自1978年来，中国主动通过政治－经济制度的变革，使经济和社会日益变得自由，开放，充满活力，并使中国的东部沿海成为世界分工链的重要部分。然而，对中国通过什麽途径实现现代化仍存在不同的观点。中国因此面临如下的两难问题。是进一步改革社会－经济制度，以便让东部沿海获得更多的制度创新空间，使之更快地攀登全球分工链的较高部位；还是出于对粮食安全，社会稳定，城市居民的承受能力，以及中西部地区的收入差距等等的过多忧虑，对进一步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变革疑虑重重。换言之，究竟是通过彻底融入世界经济，在社会－经济体制上和世界全面接轨，以求实现自身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还是拒绝彻底走出农本社会，限制农民进城定居，力保粮食自给，以发展小城镇和农村工业化为途径，力求避免彻底融入全球经济的争论并没有结束。 在笔者看来，前者不但能使东部地区沿着世界分工链更快上升，还能使中西部分享东部繁荣；后者只会使中国重陷低水平的，重复的分工怪圈。这一争论对中国能否顺利完成赶超世界先进民族的任务，并在完成赶超任务之后能否再次象宋朝那样成为具有原创能力，并能占据世界分工链上端的民族，是至关重要的。在这个意义上，今天研究宋朝社会转型失败的历史教训，对有悠久的自给自足和孤立，清高传统的中国来说，仍然有着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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