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民意的组织，作为代表人民权力的最高机关，产生并监督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委托部分公民行使行政权和司法权，因此对任命人员的德、能、勤、绩有着相应的要求。在这里，如何实现党的意图与人民意愿的统一，与整个*体制的运行机制联系在一起。实践提出的要求是，需要从宪政关于权力制约的层面进行更多的理性思考，这也是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透射出的一种倾向。
就其实质而言，法是一种意志关系，在中国，就是把党的主张、人民的意愿转变为国家意志，其形成是“少数服从多数”的决策机制作用的结果，它代表社会意志的“公意”，又不无视少数人的利益，是权力制约的最大化和利益平衡最佳化的最好选择。因此，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依法办事，就成为对党的组织、国家机构、社会团体和公民的必然要求。公职人员应当树立权力来源于权利，必须接受监督，公正执法，保护权利的意识，公民亦不能绝对化地强调个人权利，否则不能实现多元价值平衡，什么事情都会处在扯皮顿筋，无以为果的状态，最终损害的还是公民、百姓的根本利益。例如土地征用问题。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实现农民的非农业化就业，减少农民，增加市民，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为着正确处理整体利益和个体利益的关系，国家把农户的承包地给予农民财产权的对待，但需要用地也还是要征用的，当然是合乎实体法和程序法规定的征用。否则，怎样推进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因而加强对公民、对农民的法制教育和法制宣传，使其懂得法律的意志关系也是重要的。我们应当看到，农业经济、非商品经济是不能自然而然地产生法治意识的。农业社会是一种人治社会，传统农民是寄希望于“好皇帝”的。不参与到商品交换中去的人，对自由、平等、秩序也是缺乏切肤之感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落后的地区、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对公民和农民开展法律教育，促进法治建设的任务更重，工作更急迫。因为，中国的市场经济运行是统一的，法治建设是统一的。区域法治建设的滞后，意味着*生态环境的滞后，终归会影响经济建设，影响前进的步伐。因此，对于法制宣传和法制教育我们应当持之以恒，坚持不懈地做下去。
总而言之是，人大的事实地位与法定地位之间有很大的距离；同时，可以作为的空间与我们的工作比较又有很大的余地。现在，历史又一次给我们提高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法治工作水平提供了机会，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所展现的法治理念，所提出的推进依法治国历史进程的政策措施、制度设计，应当说比我们现在所理解的要多得多。法律、政策从来都是历史经验的升华，是未来发展的平台，唯有创造性地工作，才能有所作为，而有为才能有位。让我们大家都来回应时代的呼唤，珍视历史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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