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国的情况来看，都是要关注这种复杂性。从现实的情况来看，由于我国的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状况和青年问题的现实状况，这种复杂性都没有得到高度的关注。我们的研究，还受制于线性发展观，还在致力于寻求某种简单的确定性，过程、差异、个性、生活的多样性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未来的青年研究，正如现在不少西方学者所做的那样，将是以复杂性为主导的研究。

二、高度开放性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西方青年研究，主要关注点是青年亚文化及其这种带有强烈*性的亚文化对社会文化秩序所带来的挑战，构成研究重心的是青年亚文化和青年运动。当然，在这一阶段，青年成长理论仍有它的市场。80年代，是以教育和就业为主轴的发展研究；90年代，是关注青年的“新生活方式”。这样的研究轨迹，与社会环境的变化和青年问题的变化是一致的。在社会环境更趋复杂，尤其是全球化、市场化、信息化使得社会成为一个不断崩溃与更新、斗争与冲突、无所适从与逃避抉择的大旋涡之际，西方的青年研究遂将关注的重点放在青年的自我实现与身份认同方面。然而，身份认同问题本身就是高度复杂的、现代性的核心问题之一，需要从不同方面来研究。同时，在这一问题备受关注的同时，其他问题如教育、就业、性、健康、犯罪、福利服务等仍未变得次要。因此，可以说当前西方的青年研究尤如万花筒，分析视野之广、涉及问题之多，是前所未有的。这就导致了青年研究的高度开放性，也促使青年研究必须成为高度开放的研究领域。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青年研究，占主导地位的是成长研究和发展研究，前者主要涉及的是青年个体的生理、心理变化和社会化诸问题，后者的关注重点则是青年群体在经济、社会、文化演变中的状态转变，关注的主要问题是教育、就业、生活方式、健康、性与婚姻、青年亚文化、犯罪等。当全球化、市场化、信息化、城市化带来中国经济社会的转型与变动的情况下，这些问题仍然不失为重要问题，但出现了新的问题和关注问题的新的视角。网络生活、虚拟游戏、文化冲突与文化认同、寻找身份等这些是新问题，而教育、就业等问题也被重新审视和思考。青年研究，由此成为开放性的研究和需要开放性的研究。

青年研究的开放性，表面上是观察和研究角度与理论范式的多样性，但这只是其表面的、并不重要的特征。如果从这一角度来理解青年研究的开放性，那么可以说青年研究一开始就是开放的。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科学化的青年研究从开始就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制度学派的、文化研究的等多重视角和理论范式（单光鼐、陆建华主编：《中国青年发展报告》，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嗣后也被引入。如果说青年研究的开放性是指从某一理论的主导之下解放出来，那么这种解放现在已经完成。当然，这种解放是青年研究的现实，也是青年研究的未来。

青年研究的开放性，最重要的是跨学科整合和研究对象的参与。青年研究从一开始就没有被某个学科所垄断，也没有成为某个学科的专门化的事业。这既导致了青年研究处于学科边缘地位的不利情况，也使得青年研究具有更大的发展空间。青年研究不存在难以渗透的学科边界，不存在统一的概念、方法和标准，各个学科都可以介入青年研究；而不同学科的研究者进行青年研究时，可以不受限制地吸收其他学科领域的概念和方法。这种情况与文化研究非常相似。文化研究虽然主要以文学研究者、人类学研究者为主体，但几乎吸引了所有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者。这样一来，文化研究就打破了学科的边界，而能将各个学科的研究力量聚合在一起，共同分析文化领域的重要问题，并有力地冲击了学科性的知识生产制度（华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三联书店，1997年出版）。青年研究是否能够像文化研究一样，成为各学科的聚合/整合的领域，目前还无法预测，但它已经具有了跨学科整合的基础，并出现了不同学科的研究者合作研究的趋势。

青年研究的对象参与研究过程，已经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重视。在青年研究中，长期存在着当事人缺席的情况。研究对象没有被邀请参与研究，更没有主动地参与研究。研究是研究者、研究组织或青年工作机构的事，而青年只是处在被动的地位。即使是在访谈式的研究中，研究对象也是被引导着说话，而不是主动地言说。有研究者已经发现，在青年越轨行为研究中，“参与此事的论述者，绝大部分是官方代表……勉强可以算是民间发言人的，则有各服务机构、服务单位及大学学者。真正的当事人，如青年人、他们的父母兄弟姐妹，却除了出席成为被研究对象之外，在参与论述建构的角色而言，就完全缺席。”（邵家臻：《后青年研究》，香港政策*，2003年出版）这种研究对象缺席或沉默的情况，不是存在于一时一地的研究中，而是青年研究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