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普遍状况。研究对象处于被陈述、被建构的地位，使得青年研究成为与青年有隔阂的话语系统，而由此建构起来的对策与建议之类，也与青年的实际存在一定的距离。当然，这种情况正在或多或少地被打破，有些研究者已经注意到需要让青年参与研究过程，让青年自己的声音在研究中呈现。“在我们理解社会问题时，应该给予读者、观众或者代表了公众意见的任何社会群体一席之地，而且我们应该承认，他们对媒体具有相当的了解，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无知。”（安吉拉·默克罗比：《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出版）同样，我们也应该承认，青年对自身的处境及其问题有相当的了解，在青年研究中，需要给予他们表达自己、阐述自己观点的机会和空间。这种情况，随着研究者逐渐走出精英化策略，即认为会比青年更了解青年而有教化之权和权威之位，而成为青年研究的基本共识。或许，“我们特别需要实行更多的参与性研究，从青年人自身的轻重取舍和兴趣爱好出发来积累知识，以求多少有助于填补我们的知识缺口，较好地明了他们生活中更广泛的方方面面，以及他们如何就这些方面的要求做出安排，取得平衡。”（邵家臻：《后青年研究》，香港政策*，2003年出版）

三、解释性主导

青年研究关注复杂性和高度开放性的发展趋势，基于这样的现实：青年在变动的社会中经历的不确定性、选择的多样性、作为过渡的复杂性与模糊性等等。这种情况的发生，无疑与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信息化、全球化息息相关。这些，不仅意味着发展中国家的社会转型，而且意味着全球社会转型。发展中国家的社会转型与发达国家的社会转型差异甚大，而全球社会转型也不存在单一的模式。然而，转型所带来的矛盾与冲突是共同的，“我们身处一种环境之中，这种环境允许我们去历险，去获得权力、快乐和成长，去改变我们自己和世界，但与此同时它又威胁要摧毁我们拥有的一切，我们所知的一切，我们表现出来的一切。”（马歇尔·伯曼：《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商务印书馆，2003年出版）因而，“如今的青年都在积极地建设并翻修自己的履历，这能使他们在一波三折的生活中看到意义，帮助他们尽力把握结局。于是，在青年研究领域，结构主义观点式微，而主观阐释看好。”（安迪·弗朗：《变化世界中的青年》，《国际社会科学杂志》，2001年5月）

西方青年研究从结构主义观点走向主观阐释，自然是西方社会的变化和青年处境的变化所致，而更为关键的因素是西方社会理论的后现代转向。20世纪80年代西方社会科学家留心社会系统的结构，关注社会规范、体制对青年行为的影响，关键是发现了不同阶层的社会成员经历的差异和性别的不平等。同时，结构主义理论虽然遇到了强烈的挑战，但仍有其市场。90年代对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更为强烈，人们意识到要容忍社会差异、话语含混和冲突。相应地，“解释派的社会分析家将社团当成文本来研究，其目的是想把陌生的东西译成熟悉的东西。解释性知识受到尊崇，这是因为它使差异成为合法，宽容得以推广，多样性得以提倡，不同群体的理解和交流得到促进。”（史蒂文·塞德曼编：《后现代转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当青年研究者发现青年已经变得陌生，而青年生活和行动的意义需要理解之时，转向主观解释为主的研究方式是自然而然之事。

主观解释或者说解释性主导的研究与客观路径或者说实证性主导的研究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不同。这种不同，就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而言，是实证主义与解释学的对立。然而，这种不同并不是量的研究与质的研究的不同，更不是实证研究和调查研究的不同。解释性主导的研究和实证性主导的根本性不同，在于后者的重点在于说明，而前者的重点在于理解。无论我们使用的是量的研究方法，还是质的研究方法，如果重点在于理解，那么这种研究都可以说是解释性主导的研究。当然，质的研究更容易导向理解或者说本身就是解释性主导的；而以实证主义为基础的、强调事物量化维度的量的研究，更趋向于因果分析，而不是理解。

青年研究中重视解释的研究路径发生在西方，而对现代性的批判反思其实也是在西方知识界发生的。那么，解释性主导的青年研究，是否会在我国未来的青年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呢？确实，我们国家正处于现代化的过程之中，现代性尚未形成，本土的现代性批判也未真正开始，人文社会科学的后现代转向也还没有提上议事日程。在这种情况下，解释性主导的青年研究还不可能成为一种潮流。更为重要的是，解释性主导的青年研究，需要实证性的、客观路径的青年研究的充分发展为基础，这样才能使解释性的青年研究不至于成为有意识的、随意性的曲解青年的研究。但是，实证性的青年研究在我国还没有充分发展起来，具备实证性、科学性的研究文章还非常少（吴鲁平：《中国当代大学生问题报告》，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因此，或许解释性主导的青年研究将来会在我国青年研究中，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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