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权力相混合的权力。他可以自由地把法律适用于他的管辖区并享有独立的，几乎不受限制的裁量权。1883年的“人民诉瓦已什•圣路易和太平洋铁路”案，1930年的“威乐森诉马歇尔邵案，1965年的“州诉严当斯”案和1974年的“人民诉伯林”案，几乎一致确认了检察官在刑事追诉方面不可分割、不受监督的权力。检察官可以根据一定时期刑事政策的要求或者与犯罪作斗争的实际需要，决定对犯罪人不予起诉或者降低起诉的规格。而且在美国，检察官通常由选举产生，有自己独立的权力来源—选民，只要他认为能最好地为选民服务，他的决定实际上就是不可推翻的。根据这一原则，如果被告人能够满足一定的条件（如在经济上赔偿，正常就业等），符合多数选民的利益，检察官就可撤回起诉。因此，检察官的广泛裁量权，为辩诉交易的盛行从制度上提供了便利条件。正是因为检察官拥有了自由决定降格起诉和撤销起诉的权力，才有了与辩方交易的资本，以换取被告人作有罪答辩或满足控诉方的其他要求，从而以较高的效率应付堆积如山的案件。
（3）心理原因。在美国广泛盛行的辩诉交易，也有其深刻的心理根源。从心理因素上来探究辩诉交易存在的必然性，至少与以下两个要素有关：刑事判决的“非合意性”和人们追求未来生活确定性、避免冲突的欲望。
一方面，自从人类解决社会冲突的方式由私力救济发展到公力救济以来，司法审判一直以其和平性和非自助性被视为文明的标志。但是刑事司法审判也有其自身不可克服的局限性，由于争端不是由双方协商解决，而是提交给作公共权力机构的第三方，而第三方的裁判并不取决于双方的共同意愿与选择，而是基于法官的裁判。所以审判结果对当事人来说是不可预测的，要么被告人被判有罪即控方的指控成立，要么无罪即控方的指控不成立。这种“非合意性”对当事人而言，必然会带来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
而另一方面，“那种最大限度地减少不确定性与冲突的欲望实际上固有于人的天性之中。”心理学家马斯洛也指出，“我们社会中的普遍成年者，一般都倾向于安全的、有序的、可预见的、合法的、有组织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他所依赖的，而且在他所倾向的这个世界上，出乎意料的，难以控制的，混乱的以及其它诸如此类的危险事情都不会发生。”人的这种天性不仅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而且在刑事诉讼领域也同样存在。为了最大限度地增强判决的可预测性及获得有利于己的判决，控辩双方一般都积极地充分地参与到审判程序中。尤其是在“辩诉交易”中，当事人通过对自己权利的适当处分不仅避免了正式审判程序中的不确定发生，而且被告往往能获得较为宽大的处理，使双方都在一定程度上分担了胜诉与败诉，避免了两败俱伤的结果，也避免了接受刑事审判可能带来的情感负担，符合人类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因此，辩诉交易的产生与人类之天性亦有相当的关系。
二、辩诉交易的理论依据、合法性
辩诉交易作为英美法系中的一项诉讼制度，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是，如果一项制度仅仅因为其有现实价值性及合理性而存在，却与法律之根本精神相悖，那么这项制度就不是一种合法的制度，其存在也只能满足部分法律主体的需要，却会损害社会公众的根本利益。我认为辩诉交易制度存在，不仅因为其具有现实的价值性，而且亦符合法律的根本精神和原则。下面，我将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说明这一制度存在的合法性。
1、无罪推定原则。所谓无罪推定原则，意大利的著名法学家贝卡利亚在《论犯罪和刑罪》一书中解释为：“在没有作出有罪判决以前，任何人都不能被称为罪犯。”“因为任何人，当他的罪行没有得到证明的时候，根据法律他应当被看作是无罪的。”无罪推定原则对于辩诉交易制度至关重要，可以说是该制度的理论源泉。前面我们讲过，辩诉交易制度是建立在控、辩双方当事人平等协商基础之上的，也只有先认定被告人是无罪的人，是合法、守法的公民，双方才有平等协商的可能；如果在被告人在被侦查或者起诉时，已经被检察官认定为是罪犯，也就是采取“有罪推定”的原则，那么“检察官不会为金钱或者懒惰向法律和罪犯低头”，在当事人双方地位不平等时，辩诉交易就不可能进行。
2、自白合法性原则。辩诉交易规则中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检察官根据现有证据并不能完全认定被告人有罪或罪刑轻重时，以作出对被告人较为有利的指控，来换取被告人有罪答辩。换句话说，在辩诉交易中，检察官指控被告人犯罪的主要证据就是被告人的有罪供述。而被告人的有罪供述即自白能否作为合法的证据使用这就是自白合法性原则所要解决的问题。如果法律允许检察官将被告人的有罪供述作为合法的证据使用，那么辩诉交易方可成立，否则就属非法。那么如何正确理解自白合法性原则呢？我认为自白合法性原则应当包含以下两方面的内容：自白排除法则和自白任意性规则。
（1）自白排除法则。自白排除法则又称“考门罗原则”，就是指把基于不当的自白或不自由的自白，从证据中排除出去。1791年美国联邦宪法修正案第5条规定：“任何人……在刑事案件中，都不得被迫成为不利于己的证人”。其基本精神就是，政府对于公民罪行的控告，负有提供罪证的责任，即举证责任；而有关犯罪的证据的收集，必须严格遵守宪法的有关规定，不得使公民在“被迫”的状态下提供不利于己的证据。同样，在辩诉交易中，因为检察官以较轻的指控为代价，来换取被告人的有罪自白，这里面就有可能存在着被告人直接或间接“被迫”而做出有罪自白的情况，这样的“自白”很显然不能作为认定被告人有罪的证据，辩诉交易也就不能成立。直接“被迫”比较容易理解，就是指检察官通过对被告人的人身进行强制、拘禁、实施暴力等方法，使被告人作出有罪供述，这实际上“并不是一种正常交易，而是一种强迫交易”的行为；而间接“被迫”因为其表面上并不带有暴力或者强制色彩，而不易被发现，从而成为检察官的有力武器，其具体表现如下：a欺骗交易，检察官承诺对被告人作出较轻的指控，在其获得被告人有罪的自白以后而毁诺；b单独交易，检察官与被告人交易，而并没有告知被告人有权聘请律师或者通知其律师到场。虽然检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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