务虚”，说着那些虽然概念正确，但总是不想与现实沾边的“废话”，使教育活动最终演绎为单纯的“文件教育”、“党报教育”，就是没有“理论联系实际”教育、“批评和自我批评”教育。这样的教育活动，想不流于形式，很难。

第二，教育形式“一个标准，一个模式”。从原则上说，在党章面前，所有党员的权利、义务都是一样的。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处在不同职业、职位的党员，在党的事业中所能发挥的作用及影响有时也非常悬殊。在现实生活中，有下岗失业的党员，也有县以上领导干部的党员。就*党员的先进性来说，如果对这些情况不加区分，只套用一个标准，就会陷入对“平民党员”要求标准太高，对“干部党员”又显得标准太低，最终“两头落空”的状况；标准的不同，自然涉及教育方式的不同，如果只套用一种模式，动机与效果同样会南辕北辙。

第三，教育对象的“松散化”倾向。改革开放20多年来，社会发生了很大变革。社会巨变给党的组织形式也带来了新难题。如今，流动党员已占了相当的比重，处于这一状态的党员，人散心也散，组织化程度相对较低。因此，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标准、形式的制定，都存在一定的难度。

第四，教育效果的评估是否客观。以往开展此类活动，活动结束之后多为“自我总结”，最终结论又总是“成绩是主要的，但还有不足”。这一次，该到了大胆变革的时候了———能否采用新方式进行全面客观的效果评估，并将评估结果公之于众呢？

党的先进性，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党员来体现的，因此对党员进行先进性教育的积极意义不言而喻。但是，根据以往的经验教训，此类活动的最大隐忧，就是“从中央到基层，一层比一层更走样”，最终流于形式，效果难以保证。

一次“务实、为民”的党内教育

对于这次教育活动，中央除了在端正态度上提出了要求外，特别提出“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务求实效；坚持正面教育为主，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坚持领导干部带头，发挥表率作用；坚持发扬党内民主，走群众路线；坚持区别情况，分类指导”等部署。务求实效，是这次活动成败与否的根本指导方针；务求实效，也是对本次活动的组织领导者创新能力的最好检验。

任克礼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要求：鼓励和保护党员讲真话、讲心里话。因此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加强对干部的党性教育,特别是在全国开展保持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使每位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都能向组织反映真实情况,尽到党员的责任和义务。我们可以广泛联系群众，把问题了解透彻。”

1942年的延安整风运动之所以深得人心，是因为它不但务实,并且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为此，中央也强调，“保先教育”要深入群众。一要努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解决不了,要向群众说明。二要建立群众监督评判的制度。这次教育从一开始，每个步骤都要通过适当的、可行的方式,引进党外群众监督和评议,如选群众代表等。活动结束要验收。保先教育结束后群众监督制度将成为长效机制，不因活动的结束而取消。

“保先”试点已率先鸣哨

2003年1月，中央*局常委会议和中央党建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研究通过了保先教育试点工作方案，成立了以贺国强为组长，夏赞忠、李景田、雒树刚为副组长，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的中央试点工作领导小组。

按照中央确定的试点工作方针和原则，中央试点工作领导小组会同试点地区、部门的党组织精心谋划、周密组织，完成了保先教育试点工作。试点工作开始时分为党政机关、农村、城市基层和综合试点4种类型，在17个单位进行。

其中，党政机关试点工作在中央统战部机关、交通部机关、四川省直机关、福建省漳州市直机关、吉林省吉林市直机关及所属县（市、区）直机关开展；农村试点工作在江苏省常州市、湖南省常德市、甘肃省天水市开展；城市基层试点工作在浙江省杭州市、浙江大学、广东省东莞市、河南省漯河市、天津市南开区、铁道部济南铁路局济南铁路分局、卫生部中日友好医院、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开展；综合试点在山东省泰安市开展。

试点工作开始不久，又增加了垂直管理部门这一类型，在中国工商银行河南省漯河市分行、天津市南开区新技术产业园区支行进行试点。19个试点单位涉及12个省市、7个中央和国家机关部门，共有5.2万个基层党组织、103.5万名党员。

据悉，此次“保先教育”活动由中央组织部牵头，中央纪委、国资委等国家机关都抽调干部，而中央级“保先教育”办公室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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