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状态。
首先，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谋求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中国搞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邓小平在多年来思考的基础上提出用“一国两制”的办法来解决中国统一的问题，解决大陆与台湾的统一，大陆与香港、澳门的统一。他指出：“这是一个新的问题，也是新的想法，马克思没有说过，列宁也没有说过。这是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面临的必须解决的新问题。从本质上讲，就是实事求是，这是合乎马克思主义原则的”（同上书第291页）。
第二，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的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新路中，也提出了一系列围绕中国特色需要从理论上突破的新问题，像两个文明建设的问题，改革开放的问题。邓小平根据我们自己的历史经验和多年的实践提出，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就是建设物质文明。与此同时，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8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这才是我们真正的优势。社会主义不能光靠物质条件，忽视精神文明建设，那样物质文明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社会主义建设也不可能胜利。两个文明建设都要抓，都不能放松，都要超过资本主义，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把这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看作是被实践证明走对了的正确道路，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解放思想、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新成果。
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建设不能离开当前的世界形势，必须看到“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三十几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关起门有两种，一种是对国外；还有一种是对国内，就是一个地区对另外一个地区，一个部门对另外一个部门。”他要求“对内把经济搞活，对外实行开放政策”（同上书第64—65页）。为此，实行经济体制改革是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中国的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而后转到城市，实行全面改革。这种改革开放的构想，直接构成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崭新内容，也促进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一创新性文件的问世，文件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创造性地阐明了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性质和基本方针政策。正如邓小平高度评价的那样，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经济学”（同上书第83页），它“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我们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同上书第91页）。他明确地肯定了这一决定是对十二大基本结论的进一步落实和发展，“也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同上书第95页）的新经验和新成果。
第三，为了坚持走自己的路，把经济体制改革搞好，邓小平认为还要突破多年来误以为苏联搞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的那套思维定势。他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同上书第373页）。这一论断不仅说出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未说过的新话，也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这一伟大创举开辟了道路，对于更好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全面发挥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优越性，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有极其深远的意义。
第四，为了冷静地分析主客观情况，真正按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办事，邓小平认为还必须解决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定位问题，认识我国社会主义的现状和基础，解决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出发点问题。他为草拟十三大报告提出基本设想，要求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立论的根据，整篇报告的起草工作都要循着这样的思路加以展开，要由此说明经济建设的发展战略，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任务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建设社会主义民主*的任务和我国*体制改革的原则，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任务，以及在理论上和思想指导上避免“左”右两种倾向的必要性（《邓小平思想年谱》第379页）。总之，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实际出发，对上述五个方面作出分析和说明，也就是十三大报告根据邓小平的指示而确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和战略布局。十三大就是这样以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和坚持改革开放的大会而载入史册的。
可见，根据中国国情和科学社会主义史上的历史经验，正确规定中国社会主义处在一个什么阶段，是事关对社会主义和*主义的认识问题，事关我们的发展战略问题，事关如何实现长期奋斗目标与规划的问题。社会主义的中国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始终对自己的国情和艰苦创业的必要性保持着清醒的认识，清醒地认为我们上个世纪所实现的小康水平毕竟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新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还十分艰巨，而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更需要进行长期的艰苦奋斗。
综上所述，从历史的伟大转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到十三大举行，时间不过九年，却充分展示了邓小平举重若轻、高超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和领导艺术，展示了邓小平理论扭转乾坤、振兴中华的伟大历史作用。邓小平，受命于危难之际，顶住“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和冒“砍旗”的风险而上，富有远见地以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为武器，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致力于恢复实践观点的权威和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貌，在各个领域重新树起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重新弘扬了实事求是的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新成果，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开辟了一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这些新成就不仅为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发展提出了新观点，开辟了新境界，而且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产生了振聋发聩、耳目一新的作用，对社会主义在新世纪发展的构想和蓝图，也有深远的指导意义。可以说，十三大的召开不仅标志着邓小平已经完成了指导思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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