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目的明确了，制定目标，就是你的战略，下来是途径，通过什么途径来实现。你不要把目标订得很好，而目的不明确；对策、途径研究得挺好，战略目标不实际，目的不明确，那也等于瞎干。

应该如何来考虑定位和长远发展呢？首先，不能急于求成。急于做，定位不准，将来的投资就有可能损失，在职工中的威信也会受影响。如果现在定不准，可以先摸索，先定近期目标，暂时把近期目标作为长期目标来探索。其次，要现实。把近期手头能赚钱的产品或产业放到第一位，然后再考虑长远，不断琢磨，哪些方面还能做好，哪些方面做不成，目前的产业还能维持几年，或者说将来几年要做到什么程度，等等。要认真研究，把事做扎实，不要轻易就下结论。实际上把思路定好了，下面干就得了，不需要事必躬亲。

定位准确了，决策上要民主化。领导就是选择。过去讲领导是出主意、想办法，现在看来这个提法不全面。作为领导，要注重发挥下面各个层次的作用，包括副职、机关、基层和职工，凝聚大家同心协力，都来出主意想办法，你重在选择。你选择得好，定位就准；选择得不好，定位就不准，不要怕当初不是你提出来的、不是你想出来的。包括中央的许多决策，也是下面先干出来以后，上面认可才推行的。比如农村改革，就是下面先干出来的。再举一个古代的事例，刘邦为什么能取得江山？实际上当时刘邦和项羽在进行争夺时，大家都觉得他出身不高贵，打仗也不行。要说刘邦运筹帷幄不如张良，那为什么刘邦行而张良就不行呢？张良“智商”很高，但“胆商”不行，主意很多，但没胆量执行；还有韩信，刘邦问韩信：“主公能带兵多少？”，答：“兵不过三千”；又问：“你呢？”，“我多多亦善”。就是说韩信能带兵，带兵打仗是一把好手，但让他当一把手不行，他的综合协调能力不行，“情商”差一些。治国安邦，刘邦用张良和萧何，他就是能充分听取下边的意见和放权、平等。因此，我们一定要发挥好董事会的作用、班子的作用，虚心听取下面的意见，决策才能定得准，更重要的是能服众。如果我们一把手提出一个意见或方案，大家不同意、不理解，你非得向下压，越压越糟糕，在国企里面可能还能压成功，在改制企业我估计压不成功，你老这样做，时间长了就把你推翻了。因此，在领导决策上我们一定要注意发扬民主，充分发挥下面的作用，听取大家的意见。

前几天听国家行政学院的教授讲课，讲到“三商”，很新鲜。“三商”是指“智商”、“情商”、“胆商”， “胆商”我是第一次听说。怎样理解？“智商”高，宜在科技创新、创造上发挥作用；“情商”高，适合搞协调管理；“胆商”高，具体表现在决策上，该出手就出手，敢于拍板。一个优秀的管理者，“三商”都得具备，仅“智商”高不行，若“情商”差，听不进大家意见，工作协调就很难；若“胆商”不行，不敢拍板，经常错失良机。因此，我们三个方面都得修炼。

第四，站位高，保稳定。稳定问题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国际上中等发达以上国家，在发展进程中都要经历这个特定阶段，经验告诉我们，这个阶段的国民人均产值收入通常是1000美元到3000美元，它是效率和公平相冲突的阶段。这个阶段如果完全处于平均的话，社会就没法进步、没法发展。因此，小平同志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个时期一过，国家富强了，社会的各种保障、福利都上去了，象胡锦涛总书记说的那样，就可以让改革开放的成果惠及全国人民。这个阶段许多国家没过去，如墨西哥、巴西、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动乱，趴下了。而日本、韩国等跨过来了，国家强大了。从中国目前的发展来看，问题不太大。对企业稳定，我也曾经有过困惑，向集团公司领导汇报，领导要求要从*高度、大局高度看待这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是坚持国家稳定，还是计较局部的小团体利益，这是立场问题。现在中国处于这个阶段，以美国、日本为首的国家，千方百计阻止中国发展，就是寻找中国的一些不稳定因素来捣乱，目的就是让中国过不了这个坎。

从稳定问题再来认识我们的“协解”问题。全国“协解”的共有5000多万人，我们石油、石化行业与其它行业比较，补偿是相当高的。别的行业的补偿，有的一两万，最多的两三万，有的还拿不到，许多行业对我们有意见。但从国家*大局考虑，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这些领导不能犯糊涂。当然不是说我们对这些事不同情、不关心，怎么关心呢？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给予他们全力关心、全力帮助。具体怎么做呢？一是帮困扶贫。如小孩上不起学，我们可以资助到大学；有病人、家里有困难或逢年过节，我们去探望并适当给予帮助。局里每一季度的职工义务捐献，也是为了支持他们。二是在地方上申请公益性岗位，继续扩大就业。现在地方政府不管我们，我们模拟政府，申请社会低保资金和“4050”再就业政策来扶持大家，前两年已再就业1100人，今年拟再争取500人以上。同时我们对大家进行再就业培训，现在已经培训了几千人，增强大家的就业能力，向外面开拓市场，等等。除了这些，我们还清退临时工，把“协解”职工用起来，已经安排了3000多人，想办法帮助大家。

当然，从长远来讲，政府一定会管，为什么呢？国家富强了，像发达国家一样，各方面的福利就会好起来。就像农村，过去种田交税，现在不交了，种麦、种粮还给你补助；买农机，南阳补5000元，安徽补13000元，今后农民种地不仅不要钱，还要给补钱。还有计划生育，一个孩子的，一个月给你60块钱。国家富裕了，低保界线一再向上升，最低工资标准一再向上升，社会公平等都会向这些有困难的弱势群体倾斜照顾，不会跟这些同志过不去。

作为我们改制企业来讲做这些事有何益处？首先一点，我们都是党员，有这样一个高度、有这样一个境界来做这事，不要认为现在改制了，跟我没关系了，不管了。二是从情感和道义上讲，过去他是我们的职工，现在虽说不是了，但可能有亲属、有亲戚、有朋友、有老乡等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做这个事，是树立一个品牌，树立一个丰碑，让大家来看，我们这些人不会象个体户一样一切都为了向钱看，我们是有仁义的，出于道义，我们也有义务来管。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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