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高层次的生存需要，非法购税以及费尽心机的争取财政资金成为必然选择。花费20%至50%甚至更高的“成本”就不足为奇了，这是当前最为严重的腐败问题。
3、非法生存状态下的乡镇政府无法创造一个创业的平台，相反具有极大的风险，以至乡镇干部逃避，造成乡镇政府的瘫痪。
无论是对农民的强制还是对上级的谎报，终归是有风险的，一旦这种做法激起农民的反抗和社会的不稳定或引起上级的不满，其结果都可能断送干部个人的前程。加之乡镇任务重，环境艰苦，财政困难，一些乡村干部则选择了辞职和离职等方式逃避，乡镇干部人心不稳、人心思走成为一种公开的情绪。在一些乡镇干部中，几乎没有人是真正安心乡镇工作，一有机会就会远走高飞。有门路的千方百计调离乡镇，跳出龙门，没有门路的则得过且过，有的甚至干脆离职自谋生路。据称河南有一个乡仅书记镇长等少数干部坚持工作，政府工作陷入瘫痪。据四川省委组织部对100个乡镇调查也表明，“因负债重而无法运转的乡镇占百分之十五至二十。”同样，在湖北调查中，一些乡村干部用“村级名存实亡，镇级摇摇晃晃”来描述非法生存状态下的乡镇政府危机的严重性和紧迫性。
4、非法生存状态下的乡镇政府产生的既得利益集团、出现的过度的*和行政强制行为以及乡镇政府的瘫痪局面，是农村社会最大的不稳定因素。
如前所述，非法生存状态下的乡镇政府是一级掠夺性的政府，是当前农村社会最大的不稳定因素。据中国青年报董月玲报道，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博士后研究人员于建嵘1999年6月得知，湖南衡阳县在一个月内就发生3起农民与乡镇政府冲突事件，他感到十分震惊，“这与主流媒体和学界所宣称的农村形势相去甚远。以前，我都以为冲突只是小规模的，是个别地方的个别农民闹事罢了。”
河南社会科学院和省信访局组成联合调查组，于1997年10月至1998年元月对河南农村10个县，33个乡镇，48个行政村、组进行了为期两个多月的入村入户调查。调查表明，改革开放20年来，河南农业和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农民生活水平得到较大的提高，整个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流呈持续、健康和稳定的态势。但调查情况同时表明农村还存在不稳定因素，在某些方面和某些地区问题还比较严重。部分地区人心不稳，相当一部分群众对乡镇政府不信任程度加大，大规模集体越级上访事件逐年增多，1998年上半年集体上访187批，24203人，分别比1997年同期上升33.6％和449.7％。河南省沈丘县、原阳县几乎所有的乡镇均发生过大小规模的集体上访和个访，上蔡县有17个乡镇发生了集体访和个访，淮阳县共有20个乡镇，有19个乡镇发生过规模不等的集体上访和个访，其中一个乡，辖22个村，有14个村的群众上访。
三、改变乡镇政府非法生存状态的对策
一是改革县乡行政管理体制，撤乡并村，推进乡村自治。要按照“实县虚乡”的设计原则，将乡镇政府改为县级政府的派出机构，设立乡公所，不再把乡镇作为是一级政府。其编制、人员、经费由县政府统一掌握，政府要办的事由县财政统一纳入预算。
二是在撤乡的同时，也要有组织、有步骤地并村。因为乡镇政府撤销以后，村自治组织的职能也就简化了，只是一种单纯的协调和集体土地的管理职能，可把一些相邻条件相当的小村适当合并，减少人员和工作经费，避免农村家族势力危害乡里。
三是将可以由县级部门直接管理的职能上收；将乡镇及其站所承担的社会职能交给社会中介组织，或者把相关站所直接改为社会中介组织或者行业协会。要通过立法保护和政策扶持等途径大力培育诸如农民协会、行业协会等各类社会组织和社区组织，使他们发展成为民主监督、民主参与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组织载体，满足农民农业市场化的需要，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和对话能力。
四是取消农业税，乡镇不再承担任何税费的征缴任务，所有的税收严格按照据实征收原则直接由县职能部门收取。
五是改革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大型的农村公共品的供给要由国家、地方政府负责。小型的公共品供给由乡村全体农民表决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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