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由于户籍制度的羁绊，我们的城市化水平也大大落后于工业化水平。因此，放宽对农民定居的限制，加速城市化是必然的选择。

1号文件另一个突破是：鼓励发展各类农产品专业合作组织，积极推进专业合作组织的立法工作。之所以说是突破，是因为过去我们对农村专业合作组织采取的是限制、打压的政策，惟恐其起到了组织农民的*作用。其实，农民建立各种经济组织，可以抗击个人非理性的风险，保持社会稳定；可以促进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将农民组织到产供销的链条中去；有利于保护农民自身的利益，增强政府在国际谈判中的地位；有利于克服农民一盘散沙的自私，提高农民素质，可以借助于合作组织开展对农民的培训、教育等工作。

加快土地征用制度改革，提高补偿标准，妥善安置失地农民，并为他们提供社会保障，这是1号文件又一个含金量很高的地方。我国目前有4000万失地农民，他们是“三无”人员——无地，无岗，无社会保障，如果不能妥善地解决他们的困难，对社会稳定将会构成一定的威胁。譬如，最近四个城市兴起万名失地农民签名要求罢免书记或市长的运动，结果遭到地方官员的打压，甚至逮捕，说明失地引发的官民矛盾在一些地方愈演愈烈。温家宝总理提出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政策，可是一些地方当局对中央阳奉阴违，出于利益的驱动，继续擅自强制征用土地，给农民的补偿非常少，给个一两万、两三万后就再也不管农民的死活了，有的农民房屋也被毁掉，全家搭个破棚子度日或流落街头。这次，中央文件要求妥善安置失地农民，并为他们提供社会保障，从土地征用款中拿出一部分给他们上养老、医疗保险，并将他们纳入最低生活水平的救济之中。我想这是做得到的。2002年，全国一年低保开支仅120来亿，而一年的公款吃喝2000余亿，公款会议和出国花掉3000余亿，公款用车3300余亿，无论从哪里省一点，救济的钱都有了。中国的关键是要建立各级人大监督财政支出的制度——财政预算决算、每一笔财政开支都要经过人民代表大会的批准，否则钱不许花，如发达国家都是这样做的。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要成立会计局，要有大量的专业人士，懂得如何监督政府花钱。

中央1号文件提出：要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从2004年起，全面放开粮食收购和销售市场。这是对过去错误做法的一个矫正，前任总理搞的粮食封闭运行，粮食只准卖给粮站，打击所谓的私商粮贩，中央把补贴给了粮食企业，这是完全违背市场经济原则、服从于国有既得利益者的做法。而由于粮食亏损，地方财政又要补贴，于是地方当局想方设法拒收限收粮食，农民卖粮难，农民更没有得到种粮的国家补助。这次，中央对农民搞直接补贴，让农民得到了实惠。

进一步减轻农民的税费负担，为最终实现城乡税制的统一创造条件，这是1号文件中一个令人鼓舞的消息。减轻税费负担，中央已经发了不少文件，但这次有硬性的规定，如取消除烟叶外的农业特产税，农业税税率总体上每年降低一个百分点。最近，中央提出5年内取消农业税，后又改为3年。这是了不起的。我们呼吁了好几年，现在终于看到结果了，说明温家宝是体恤民情的，知道农民的艰难。过去，农民总体上来说最穷，但承受了最重的税费负担，他们人均只有两三百元，还包括实物收入，却要交沉重的税费，城里人至少要800元才纳税。所以，农民最终应当和城里人一样，城乡的税制统一。但农民少交税后，县、乡两级政权哪里有经费维持正常的运作呢？中央政府会财政转移支付一部分，但还有很大的缺口，关键是要精简乡镇机构和财政供养人员，这也是1号文件所指出的。现在，一个乡平均二十多个机构，几百人吃财政饭，还有村书记、村委会成员、民兵连长、计生员、妇女主任、团支书、电工等都要拿补贴，农民怎么受得了！而且，我估计，中央在一两年内还会大力精简县级政府各机构，只设30个以内的科局，最终应为20个之内，严格定编，奖励举报超编，对非法搜刮敛财的单位领导予以撤职和法办。我还主张撤消乡镇政府，改为不具实权、没有财权、不能收税的县派出机构——县驻乡镇办事处，它仅能执行县政府的决策，撤消乡镇一级财政。公共物品的提供，如修建道路、水库等，由村自治体以民主的方式决策，政府予以部分援助。中央提出，有条件的地方可实行并村，这是正确的。让村的规模更大一点，实行自治后经济实力更雄厚一点。有人担心撤消乡镇政府后，公共物品的提供会变得没人管。实际上，现在的乡镇政府成了一级营利性组织，能够进行公共服务的很少，相反，一些乡镇政府倒是竭泽而渔，对农村发展的破坏性很大。而我们应当相信，农民自己会为自己负责的。

这次中央1号文件还提出：改革和创新农村金融体制，明确县域内各金融机构为三农服务的义务。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在严格监管、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的前提下，通过吸收社会资本和外资，积极兴办直接为三农服务的各种所有制的金融组织。这是中央在金融方面的最大胆的举措，是吸取了过去的经验教训得出的正确结论。有个农民企业家叫孙大午，他是亿万富翁，但他每月只从企业领取一千多块钱的工资，余下的钱他全部用来帮助周边的乡亲致富，开办了中学、技校等，可他也得到不了国家银行的贷款，为了企业的发展，他从周边的乡亲中集资，结果被说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判刑。这里凸显出很大的问题，即农村的资金都流向了城市，农村存在资金饥渴，农民几乎不可能兴办任何企业改变自己的命运，而国家银行又效率低下，而且不愿意为农民和私营企业贷款，因为贷款或额度太小，或风险太大，成本太高。孙大午又不愿意给10%~15%的高额贿赂、回扣，所以，更贷不到款。目前，我国的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率为20%，这还是在1998年向4大国有银行注入了近3000亿元，1999年剥离了1.7万亿不良资产之后，否则我们银行的不良资产率为35%，实际可能达到百分之四五十。而发达国家银行的不良资产率一般在3%左右，其利润率在1.5%左右，而我国国有银行的利润率仅为人家的1/10~1/100。国有银行的效益这么差，解决之道是学习发达国家的做法，大力发展股份制和私有银行，在防范金融风险和规范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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