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不仅使农业人口的流动和转移就业受到了刚性约束，而且使农民通过向城市迁徒就业来增加收入的途径也被阻塞了，造成了农民的制度性失业。纵观世界，实行城乡分治的户籍就业制度的国家已经屈指可数，及早地从宪法、法规、政策乃至地方政府的工作中取消二元户籍管理制度不仅是历史的进步，而且也是给予农民的基本人权和国民待遇的问题，是从根本上打通农民增收的主要渠道问题。
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就业制度极大地限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严重阻碍了社会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从根本上阻塞了农民通过社会转型增加收入的途径，应当成为“涉农”制度改革的首要对象

第一，农民增收面临着市场和资源的双重约束

从市场约束看，在我国加入了ｗｔｏ后，世界市场的农产品价格将会逐渐主导国内的主要农产品价格。在这一背景下，即使我国政府给予农业更多的优惠政策和财政支持，农民也很难从农产品的生产和交换中获得递增的边际收益。其中原因除了我国农产品的成本高昂之外，更重要的是世界农产品价格一直徘徊在较低水平，我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竞争中缺少比较优势。因此，我国当前可以采取的各种经济与政策措施都将受到市场供求、市场价格等因素的低弹性约束。在现有市场开放的格局中和世界农产品总量相对稳定的条件下，如果既不改变分享总量的农业人口，也不封闭国内市场，农民大幅增收自然无法实现。从资源约束来看，农业生产最主要的土地资源和劳动力资源呈现出极大的矛盾，过多的农业劳动力附着在有限的土地上，成为提高农业生产率的瓶颈。localhOst我国现有农业户籍的劳动力４．９亿个，而耕地仅有１９亿亩。若每个劳动力耕种１０亩，仅需１．９亿个劳力；加上已在乡镇企业就业的劳力１．３亿，有效利用的劳力３．２亿；处于剩余状态的劳力为１．７亿。这一数字尚未包括每年新增的一千万左右的就业大军。面对人均耕地资源的有限性，即使充分进行农业集约化生产和最优化的农业生产结构调整，农民都将难以通过农业生产获得参与分配社会平均利润的机会，同时也难以实现人均纯收入的边际递增。２００３年，农业在我国ｇｄｐ构成份额中已经降到１４％以下，但农业劳动人口仍占到我国总人口的６０％以上；占全国总人口６０％以上的农民只能分享全国ｇｄｐ的１４％的份额，其人均纯收入的低下就不言而喻了。

第二，市场和资源双重约束条件下农民增收的根本途径是减少农民

面对市场和资源的双重约束，要促进农民增收就必须突破传统思维模式，在“三农”之外寻求从根本上彻底解决农民增收问题的途径，即用减少农民的办法来增加农民收入。目前，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已经远远地滞后于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工业化水平远远超过城市化水平。社会转型的缓慢使大量农业人口滞留在农村，造成了人地矛盾的日益突出和农民增收的困难。我国要从二元社会结构彻底转型为一元社会结构，显然应该消除农村和城市之间在ｇｄｐ上的巨大差距。按目前经济总量水平和全国总人口１３亿推算，假设以农民人均ｇｄｐ与城镇居民人均ｇｄｐ相等为依据，现在我国的农业劳动人口保有量应是１．８２亿，而不是８亿；再假定工业化水平与城市化水平同步，第一、二、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相等，则现在城市化水平应达到８６％。但目前的城市化水平只有近４０％，离理想目标尚有４６个百分点。

第三，消除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是打通农民增收根本途径的必要措施

现在的问题是，我国还沿袭着一项逆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根本制度，即１９５８年正式实施，１９８２年得到宪法肯定的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就业制度：将全国公民从户籍上划分为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劳动者被分成农村就业者和城市就业者。这一制度不仅使农业人口的流动和转移就业受到了刚性约束，而且使农民通过向城市迁徒就业来增加收入的途径也被阻塞了，造成了农民的制度性失业。纵观世界，实行城乡分治的户籍就业制度的国家已经屈指可数，及早地从宪法、法规、政策乃至地方政府的工作中取消二元户籍管理制度不仅是历史的进步，而且也是给予农民的基本人权和国民待遇的问题，是从根本上打通农民增收的主要渠道问题。

现存农村土地制度严重制约了土地作为资本的功能的有效发挥，极大地阻碍了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阻塞了农民通过有效利用土地来增加收入的渠道，应当成为“涉农”制度改革的基本对象

第一，现存农村土地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首先，土地的产权关系不明晰，降低了农民对土地的利用效率。

目前农村土地的产权关系不明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土地产权的各项权能或权利难以进行分离与组合。土地的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处分权等等权利往往是互相粘合的，或者是分离为相对独立权利后又很难再次回到组合体中。二是土地产权的各项权能或权利主体不明确。譬如土地的集体所有权主体就不明确。土地产权关系的模糊性从根本上影响了农民对土地的稳定预期，并降低了农民对土地的利用效果。

其次，土地流转的困难，制约了土地的规模经营，降低了土地资本的增殖效率。

目前，虽然法律法规和政策对于土地的流转乃至集中都是认可或者说是鼓励的，农户也在进行不同形式的流转实践。但从整体上看，农地还是没有真正流转起来，现代意义上的集中经营更是很少发生。影响农地流转和集中的最主要因素是农户缺乏对承包土地的流转权。

农地流转困难，自然使农业的规模经营无法实现，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将受到根本性约束，农民也就失去了通过提高生产效率增加收入的途径。

第二，如何解决目前土地制度存在的这两大问题？

首先，明晰农地产权的各项权能并赋予其应有的法律地位。解决农地所有权模糊不清问题可采取的办法有两种：一是保持现有土地集体所有的制度框架，但必须克服现存制度下所有权虚置和乡村行政机构超越土地所有权主体问题，将土地所有权真正落实到劳动群众自治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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