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约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最大障碍,不在城市,而在农村。只有善待农民,中国才有一个稳定和繁荣的未来。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必须以人为本。离开了对农民作为“人”的终级关怀,不从根本制度和体制上解决农民的身份歧视或社会地位问题,中国的“三农”问题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努力,就永远不会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
党的十六大明确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并且把“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提了出来。中国是一个地道的农业和农民大国,近13亿人口中有9亿多居住在农村。研究和思考中国现实一切重大社会问题,必须从这一基本国情出发。制约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最大障碍,不在城市,而在农村。只有善待农民,中国才有一个稳定和繁荣的未来。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必须以人为本。离开了对农民作为“人”的终级关怀,不从根本制度和体制上解决农民的身份歧视或社会地位问题,中国的“三农”问题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努力,就永远不会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
1、解放以来,我国农民的社会地位虽然逐步有所改善,但其总体状况不容乐观。从理论和法律地位上讲,农民是全体社会成员中具有平等地位的构成部分,与工、兵、学、商、干享有同样的权利,并不低人一等。但是,农民的名义社会地位与实际社会地位相差甚远。农民在社会结构中的实际地位处于最低层。农民的职业本来是神圣的,没有农民的劳作和辛勤耕耘,就没有人类生存所必需的消费资料,也就没有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然而,鄙视农民,看不起农民职业的社会心理却根深蒂固。LocalHOST农民耕作了一辈子,给社会创造了大量的财富,竟然被说成是没有“工作”。而从事其他职业的人,自被一个组织正式录用那天起,就算参加了“工作”。除了农业以外的任何行业,录用人员几乎都要经过筛选,合格者才能上岗。而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其素质似乎不需要有什么要求,凡是别的行业不要的人都可以干农业。
2、现行的刚性户口管理制度,把农民牢牢地拴在土地上,使农民的迁徙自由和择业自由受到了极大限制。在严格的户口等级制中,农户处在宝塔式等级阶梯的最低层。农民要想改变自己的户口性质,变为非农户或城镇户,如没有特殊理由和关系,几乎是不可能的。现在虽然有所松动,管制不那么严格了,但农民想变成一个真正的“城市人”,仍然是一种极不容易的事情。因此,只要祖上是农民户,就有可能世世代代延袭下去。因为在户口等级背后是重大的利益差别,比如就业、子女上学、住公房、吃补贴、使用公用设施等都大不一样。在这种户口利益分配机制的作用下,人们都企图实现户口等级的垂直方向跃迁。而为了防止各级城镇、市的人海之患,于是,一堵堵户口高墙矗立起来。尤其是农民与城镇居民之间的这条界线,鸿沟之深、反差之大,世人无不知晓。一个农民的子弟,如果通过考学、参军等途径,取得城镇户口,吃上商品粮,跳出了“农门”,那就是出人头地,满门生辉。在过去的许多年里,对于某些干部的处罚,往往是取消其城市户口,赶到农村去“劳动改造”。似乎这些人只配与农民为伍,可见农民社会地位之低下。总之,现行的户口制度对农民是极为不利的,把他们限制在狭小的地块上,一代一代繁衍下去,与日益发展的现代文明始终隔着一段距离。
3、国有财产名义上是属于全民的,农民也是其所有者中的一员,理应从国有财产的收益中得到好处。可事实上,农民对国有财产没有实际占有权和支配权,从国有财产的收益中分到的好处也很有限。国家对农业的投资列项时被称为“国家财政支援农业资金”,似乎这部分钱是国家和“工人老大哥”从外部施舍给农民的,农民从来就积累不了资金。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国家在奠定工业化基础的过程中,以价格剪刀差的形式从农民那里取走了大量资金,农民为国家做出的真实贡献长期被掩盖了。到头来,农民反而成了困难户,成了被“救济”的对象,这在逻辑上实在太荒唐。农民在财产关系上的这种不平等地位,是其社会地位整体低下的重要根源。
农民社会地位的低下与农业生产地位的重要形成鲜明的反差。这就是说,社会经济结构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农业生产,却由被人看做最不重要的社会成员去完成。这种二律背反至今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须知,一个职业阶层的主体成员受歧视,这个阶层所从事的职业是不可能兴旺发达的。由于农民在不公平的环境下缺乏种田的内地动力,经常要靠外部输血打气,才能维持生产或换来短暂的繁荣。凭借这种没有健全的动力机制的农业基础,怎么能维持农业的稳定增长呢?
4、中国农民是极易遭受外部攻击和伤害的群体,但是他们极能忍耐。对他们的利益不损害到一定程度,他们的情绪很少明显表现出来。在以往大搞*运动的年代里,许多农民吃不饱饭,过着几乎赤贫的生活,但还虔诚地“学大寨”、“割尾巴”、“搞穷过渡”。推行农业生产承包经营责任制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民的商品经济观念有所增强,自主精神开始复苏。但是,农民的总体力量还是很单薄,不足以有效抵抗外来的伤害。对农民的伤害主要有:政策性伤害,如农业基建投资减少,取消或不兑现已公布的奖励政策,某些产品国家订购价格偏低等;交易性伤害,如收购农产品压价,把残次农机具、假农药、假化肥卖给农民,生产资料价格大幅度上涨,超出了农民的承受能力等;行政性伤害,如有些地方政府机构的少数干部,依仗权势横行乡里,巧取豪夺,大吃大喝,乱搞摊派,严重侵害农民的合法权益。面对这些伤害,农民敢怒不敢言,顶多发发牢骚,消极怠工,不积极完成交售指标,自行调整生产结构。
5、农民没有集体谈判能力,是造成其贫困的重要社会原因。在社会现阶段,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各自能够从社会利益总量中分到多大的份额,一方面取决于各自的社会地位和贡献,另一方面取决于他们的组织程度和影响政策的能力。在这种集团性的利益角逐中,哪个集团的组织程度高,自己的劳动争取社会给予较高评价的能力强,哪个集团就有可能争取到更大的利益。电信部门用户意见那么大,他们为了维护本集团的高工资高福利,编造各种理由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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