淆视听，就是不肯放弃一统天下的垄断地位。而农民兄弟就没有这两下子了。由于农民居住的分散性、生产方式的封闭性、社会交往与联系的局限性、思想观念上的保守性，他们并没有形成一个紧密的利益集团，人数众多的优势被组织程度的松散所抵消，因而表现出的群体力量十分微弱。他们在与外界组织发生关系时，只能以个人对群体的方式进行，双方力量的不对称给农民造成了极大的压抑感和自卑感。他们只能充当社会利益分配结果的被动接受者，而很少有可能以主动进取者的姿态和实力影响社会利益的分配向有利于自己的方面倾斜。
６、在一个农业大国里，农民的*参与程度如何，是衡量这个国家*生活开明和健全程度的重要标志。在这方面，中国有时候做得好些，有时候做得差。从中国目前情况来看，影响农民参政既有客观因素，也有主观政策方面的因素。从客观条件来讲，农村地广人稀，居住分散，交通不便，通讯不畅，农民平均文化程度低、素质差，信息传递媒介非常有限。从主观条件来讲，担负主要信息传递功能的县、乡政府及村民组织，由于自身素质的限制和利益偏好的扭曲，很难做到下情上达，客观公正。新闻、影视、文学等形式的信息载体，面对着广阔的农村空间，其触角只能伸到其中极小的部分。农民的保守观念、宗法观念、封建等级观念大大地限制了他们的眼界，在受到屈辱和侵害之后，不敢见官，缺乏披露事实真相的手段，迫不得已时只会采取旧式“告状”方式。由于存在信息传递不畅和失真的情况，农民的意愿也很难及时反映到上层机构中去。
７、在中国，民主*还很不完善，民主化的程度还比较低，农村与城市相比，差距还要大。农民基本上是现实*的被动接受者，而非积极参与者。比如，选村干部、选人大代表，往往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参与意识非常淡薄，对乡、村发展规划的决策，村民也很少有机会发表意见，往往由少数人说了算。对涉及国家政策的重大问题，农民就更觉得远离自己了。县、乡、村干部的选拔和任命，虽然推行了差额选举制，但由于信息传递和参与渠道不够通畅，人们对选举程序还不够熟悉，因而选民的意志事实上还难以充分表达。
农民缺少参与*的具体组织形式。目前在中国，工人有工会，记者有记协，艺术家有文联，学生有学联，工商户有工商联，总之，各个阶层都有一个*性的常设组织，惟独农民阶级是个例外。特别是农村实行承包制以后，家庭成了农村主要甚至惟一的生产经营单位，生产生活以及部分公共事务都通过家庭来完成。随之而来的是党团组织、民兵组织、妇代会、治保会等原有各种村级正式组织的功能弱化，而村民自治刚刚起步，村民委员会又不太健全，致使一些早已消失的消极甚至丑恶现象重现。
８、长期以来，对农民问题的观察，大多是从城市利益偏好出发并以其为判断标准的。近一时期，在扩大内需的宏观政策背景下，“让农民富起来”的呼声又多了。对这一反复重提的口号，人们一般不会认为它有什么问题，可是，经过仔细琢磨就会发现，这一命题从头到脚都浸透着恩赐意识，似乎农民的富裕不是自己创造的，而是另外一些什么人赐予的。“让”你富起来，你才能富起来，不“让”你富起来，你就干瞪眼。
“让农民富起来”，与其说是在“关心”农民，倒不如说更是为了关心城里人的利益。多年来，我们没有能够跳出这样一种循环，当农业衰退，农产品供应不足，威胁到城镇居民的切身利益时，农业才被又一次重视起来。也只有在这时，才体谅到农民的苦衷，又是“休养生息”，又是“增加投入”。一旦形势好转，就又把农民丢在一边，置农民利益于不顾，直至农民不堪负担，生产积极性下降，农产品急剧减产为止。此次“增加农民收入”，“让农民富起来”的呼声又起，并不是那些有头有脸的人良心发现，真地关心起农民的生计问题，而是由于城里人生产的存货卖不出去，正在发愁而无计可施，才又一次打起了农民的主意。
９、从城市现有秩序和利益格局出发作出的对“民工潮”的片面评价，不利于城乡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对民工的歧视意识渗透到城市生活的诸多方面，“下等人”偏见具有广泛社会基础。民工被一些城里人看做是“盲流”。在公共汽车上，本来是城里莽汉或悍妇碰了乡下人，却反过来臭骂农村人“找死”。一到清理卫生和整顿秩序的节骨眼上，便把民工聚居区视为重点清理对象，象搜查罪犯一样对待民工。一些地方政府推行“腾笼换鸟”的用工政策，把民工撵走，腾出位置安排城里人就业。面对民工的收费五花八门，随便找个什么理由，就可以罚款或收容。有的地方遣返民工，动用大量警力，不分青红皂白，塞上火车拉出本辖区了事。在很多情况下，民工做人的尊严都得不到基本保障。
中国民工潮涌动不止，虽然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但正面作用始终是它的主导方面，民工为城市建设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城乡经济一体化，全国经济一体化，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迟早要实现。城乡之间只有互相融通，实现良性转换，才能共存共荣。从这个意义上讲，产业的转换与升级，人口的迁徙与流动，社会的分化与整合，对于一个正处于转型中的社会来说，具有客观必然性和历史进步性。
１０、农村管理体制的改进与优化，必须建立在相信农民的基础之上。发财致富，使日子过得更好，没有任何人比农民自己更关心这件事。在农民自己的事务上，政府官员并不比农民更聪明。积几十年的经验，在很多情况下，越是外部力量异常重视农业，大抓农业之时，越是农民倒霉的时候。人民公社用那么强大的*力量去管农业，管好了吗？“文革”中派了那么多“工作组”、“军宣队”、“五七战士”去抓农业，抓好了吗？现在仍然有那么一些自以为“高明”的干部，到处指手画脚。农民本来已经播种了粮食和蔬菜，干部去了非逼着拔掉换成栽烟叶。这样横加干预能有好结果吗？时下有“逼民致富”这一说，简直是千古奇谈。有逼婚、逼债、逼命的，哪有“逼富”的。其实，农民的要求非常朴素现实，没有多少人想入非非，要一夜发财。只要给他们一个安居乐业的环境，他们自己会找到致富的手段和门路。封山育林，草木自长，民不受扰，其业自旺。汉代*家贾谊曰：“天下牧民之道，务在安之而已”。中国的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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