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约为15000万人。除去乡镇企业就业的12300万人、流向城市的劳动力5000万人和从事其他产业的2000万人，尚余1.1亿农村剩余劳动力，农村的失业率约为24%（袁志刚，1998）。因此，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部门和地区间转移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长期趋势。这种转移的主要动力一方面来自不同产业部门间经济绩效的差异，另一方面来自城乡之间日益扩大的收入和消费水平差异。
表2：国民经济和各产业平均增长速度：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0，第14页
表3：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差距进一步扩大：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0，第29页

伴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出现的微观变化是土地在不同个人间的边际评价出现重大差异。由于农业生产中劳动力与土地总是互补的，对于具有不同农业生产力水平的农户，土地边际产出的程度不同。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农村地区，农村劳动力在市场意识、价值观念和知识技能等方面不断进步，一部份有能力在非农产业实现就业的农民，将会比较其种地的收益和机会成本。当这部份农村劳动力试图退出农业产业时，尽管他们对土地的边际产出评价已经很低，但作为理性的个体，他们依旧会考虑自己已经承包并仍有较长存续时期[11]的农村土地如何被尽量有效地利用，可能的选择是将土地的使用权出租或转让，部份实现承包制赋予的从土地上获得收益的权利。对于另一部份留在农业生产产业的农民，农业生产可能给他们带来较高的收益。如果他们发现在自己的生产和经营下，土地具有较高的边际产出，尤其是那些具有较多的市场信息、较新的生产技术、和较高的经营能力的农户，他们有可能承租或受让前一类人的土地使用权，从而对农业生产进行更多的投入。这样，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就具有土地边际产出拉平效应，双方对土地边际产出的评价差距越大，土地资源配置效率被改进得就越多。

我们可以用上面这个模型说明土地使用权流转的经济效率。（一）图表示的是某村土地的总需求和总供给曲线。我们假定该村的农户可以分为两类：具有农业生产比较优势而持久的留在该村的a类农户；不具有农业生产比较优势而退出农业生产产业转移至其他产业的b类农户。（二）图和（三）图分别表示这两类农户对土地的需求。需求曲线不同的斜率表明他们对土地不同的边际评价，并且这种边际评价与他们各自的土地边际产出成正比。在土地承包制的初始配置下，假定以每户人口为标准，a类农户和b类农户获得的土地量分别为qa和qb。在这种状态下a类农户对土地的边际评价pa远远高于b类农户的边际评价pb。这样的土地要素配置显然是缺乏效率的。如果农村土地使用权可以有偿自由流转，那么b类农户的土地将流至a类农户，根据新古典经济学均衡的一般原则，流转量是：qb0—qb1= qa1—qa0。此时，两类农户对土地的边际评价相等都为p*。如果农村土地市场形成后p*可被视为土地的市场均衡价格。这时a类农户增加的效用为e和f，f当中将有g部分有偿支付给b类农户，由于f=g+h，所以社会净效率增加量为e+h，实现了典型的希克斯—卡尔多效率。

由此可见，在一个理想的新古典框架中，土地和任何其他要素一样，自由的流转总能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并能反过来促进劳动力要素的流动和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已有的实证研究也证实，对土地交易权的限制对土地产出率具有负面的影响，其影响途径是降低要素配置效率和减少农户对土地的长期投入（姚洋，1998）。这在回答前文第一个问题的同时，也能够从效率角度解释为什么*决策的结果是允许和鼓励农民进行土地使用权的有偿转让。

ⅳ流转程度的差异：一个农户的微观决策模型

既然土地使用权的自由流转具有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和农业生产效率的作用，那么这种现象为什么没有在广大农村地区普遍出现，为什么地区间的流转程度存在很大的差异？

新古典的理论在长期中看总是对的（曼昆，1998），但在将它运用到现阶段的中国时，许多转轨过程中的制度因素不容忽视。以上的图解对经济发达地区有一定解释力，或者说它代表了农业发展的长期趋势，但要解释不同地区流转程度的差异，其微观基础就必须分析农户将土地投入农业生产和实施流转的决策。受贝克尔家庭生产函数（gary·s·becker,1976）的启发，我们建立一个在一般农村地区代表性农户的微观模型，然后分析是哪些外生变量和参数影响农户对土地的使用和流转决策。

一、模型的设定和说明

①初始禀赋（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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