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行政长官，因为温总理拥有撤消职务的生杀大权。
作为信访制度，本来是用来上达民意的渠道，由于信访部门属于各级领导的秘书机构，就自然而然地被整合进入自上而下的权力控制系统之中。更为特别的是，为了加强对信访工作的重视，居然把上访问题作为社会稳定的测量器，强烈地打下了各级包干责任的标签。例如，一个乡镇如果分别两次有20以上人到县，或是15以上人到市，或是10人以上到省，或是5人以上到京，“不管原因均追究乡镇党政主要领导人的责任，给予诫勉或免职处分”。高层政府设置这样的指标来约束基层干部重视农民的上访，反而使基层干部想办法去堵农民上访，而不是解决农民所上访的问题。
而这种责任制，作为政府的考核体系，把省、市、县、乡各级捆成共同的利益体，有多少真情能直达中央呢？于是全国上下就直奔中央，形成前所未有的上访高潮。中央又如何能够确定哪些是真情呢？中央有多少精力来了解真情呢？中央各部委就只得批转到各省市，各省市就批转到各县市，各县市就批转到各乡镇，然后就是由乡镇开始一路逐级用文字汇报到中央。有多少人在做文字游戏？浪费了多少行政成本？信访部门本身不解决实际问题为什么要多设这么一个中转站？中国社科院最近完成的一个调查显示，实际上通过上访解决的问题只有2‰，有90.5％的是为了“让中央知道情况”；88.5％是为了“给地方政府施加压力”。笔者调查的w县s镇，中纪委交办的案件，一路逐级批下，最后批转到s镇。如果s镇也不负责任，批转给村，村批转给村民小组长，村民小组长批转给本人自行处理，情况将会怎样？
由于到京上访使上访者的预期目标无法实现，特别是有些上访者的要求合理但不合法，正常情况无法得到满足，上访者转而把事情闹大，也就是现在社会上流行的“把肚子搞大了再说”。把事情闹大了，要么通过媒体的传播，引起高层的关注来“特事特办”，要么迫使地方的领导为自己的前途不受影响，而进行妥协变通办理。
基层政府处理信访问题时，往往陷入两难的困境。由于同类性质的问题太多，解决一个，其他人就必然效仿。比如原来的税费改革争议最大的“产量”问题，一亩地的产量谁能够在产前核定呢？谁又能够对千家万户的农户进行产后核定呢？一旦改变就会牵一发而动全身，整个工作都要打倒重来。为了不引发更大范围的问题，只有能拖则拖，尽可能把问题往后推。
作为基层政府本身的合法行为也可能引起上访。比如计划生育，很多农民的生育观念与法律要求相差悬殊。笔者在一个五万多人口的乡镇抽签调查了1047户农户，要求生育一男一女的占68.5%，要求生育一个男孩的占12.3%，要求生育二个男孩占的7%，要求生育二个女孩占的7.1%，要求生育三个孩子占的2.6%，没有一个要求只生育一个女孩。可以说，农村新生小孩的男女比例已经失衡到难以想象的地步！有学者说，要尊重群众意愿。果真如此，取消计划生育国策就一劳永逸了。没有强硬的措施就无法控制大量的超生，如果使用强制措施就明显违背农民的意愿，为了使一些“特殊”的农民不上访，只有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信访责任作为社会稳定的测量器，纳入了各级政府的头等大事，各级党委、政府、人大、政协，以及公检法等，均成了责任单位。令人难以想象的是：全中国所有的省以下地方权威机构，均成为了与上访者同等地位的谈判对手。特别是司法机关，一旦遇上了上访者，只有“谈判裁决”而非依法裁决。因为上访者对裁决的结果如不满意，将会带来无穷的麻烦，不说天天前来纠缠，就是每到北京接一次访，就要花费在万元以上。
上访本来就是民告官，可为了解决上访问题，却需要官员的批字和官方的文件，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不如法规大，法规不如红头文件大，红头文件不如乌纱帽大”的*局面，这是中国法制建设的悲哀！在维护“社会稳定”的名义下，领导的批字和各级文件，超越一切法律之上。民众越来越感到法律的苍白无力，有了问题不是找法官，而是找上级领导部门。即使打官司也要以“上访”为手段获得领导的批字，以此来影响法官的审判。从而不仅使更多的人走上了为找领导和领导部门批字而上访的道路，而且使整个中国的法制建设在全面的倒退：法律需要红头文件保驾护航，说明了什么？说明了权大于法！
3、维权的核心：交给农民的权力。
一是用人大来替代现行的信访制度。上访成为了全国的普遍现象时，只能在体制上找原因，而体制上的原因绝非行政手段可以解决。中国现行行政系统的规律是：每加强哪个部门的权力，哪个部门的权力就强化反而使职能退化。因为有了权力就不仅能够把义务转移给他人，而且能够把权力变成利益。如庞大的计划生育部门，强化考核和统计功能，庞大的国土部门，强化审批的权力变成了卖土部门，他们都成功地把责任转移给了乡镇政府。
对于上访问题的处理，我们要吸取处理农民负担问题的经验教训：不断地治表而不治本，经过多次折腾才出台取消特产税和五年内取消农业税的政策。现回过头来看，假如当时就作出除保留原农业税外，取消一切税费这样简便明了易行的政策，将会节省多少的行政成本？将使多少农民提前进入小康？将会保护多少的基层干部免受处分？又如农民工欠薪和征地补偿问题，是不是又在走农民负担的老路？中央高度重视，各级反复下文，查处违纪干部，社会关注热点，但是，问题却在不断地重复！笔者认为，如果各级政府的考核评价标准不改变，农民工欠薪和征地补偿问题就永远得不到解决。因为农民工的低薪欠薪和土地的低价，所带来的经济繁荣，既增加“集体”的财政收入，又打造个人的*前途，在各级政府的“效率优先，主攻发展”的口号下，反而对农民工的低薪欠薪和土地的低价有着无限的追求！这就是贩毒触犯了刑法却仍然有人在贩毒的原因。
笔者非常赞同社科院于建嵘博士撤消全国的信访机构的观点，把接待人民的来信来访，纳入各级人大的日常工作。于建嵘认为：今天的信访主要反映的是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问题，法律问题只能由法律机构来解决。宪法规定，人大具有监督“一府两院”的职能。信访部门属于同级政府的办事机构，如果老百姓与政府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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