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会存款形成对基金会的债权，而化转为村集体欠村民的借款。表二中的各种应付款，主要是调整产业结构或举办村办企业中的应付款。
2、村级债务的产生与发展
村级债务普遍出现的时间，大致在1990年代中期稍前，j市村级债务在1993年前后已有一定的普遍性，但大多数只在数万元，超过10万元就是触目的数字。举例来说，c镇1993年全镇村级债务171.4万元，债权71.8万元，债权中，相当部分为镇直机关向村级的借款。以c镇26个村来计算，村平债务为6.6万元，村平债权为2.76万元，村平净债务3.84万元，仅相当于当年全镇村平共同生产费7.83万元的49%，可见不高。到1997年，全镇村级债务已达1,201万元，村平46.2万元；1998年村级债务为1,701.6万元，村平65.5万元；1999年增至2,149.3万元，村平82.65万元；2001年达到3,242.8万元，村平124.7万元。
从s县来看，1994年全县统计的村级债务仅6,484万元，1996年为9,786万元，1997年猛增至16,757万元，1999年增至22,880万元，2001年内部统计数字，村级债务已达3.8亿元。若按s县372个村平均，1994年村均债务为17.4万元，1996年为26.3万元，1997年为45.0万元，1999年为61.5万元，2001年为102.2万元。
从j市来讲，1995年村均债务仅10万元左右，至1998年，村均债务便已超过40万元，翻了两番多。而在1998—2000年大约三年时间，村一级债务继续以每年30%以上的速度再翻一番。2000年，不止s县，也不止j市，而是全国忽然发现村级债务相当严重，大家开始惊呼村将不村的时候，村级债务已经积重难返了。
2000年s县下决心治理村级债务，三令五申不能再增加一分村级债务。但在2001年夏秋之交，我们仍然发现不止一个村以高于4分的利息向村民借贷以上缴税费。有一个村向村民借款三个月，实际借款4,000元，但在借条上写借了5,000元现金，三个月后还5,000元钱。还有一个村以0.80元/斤的价格与农户结算超收的稻谷，而后以0.50元/斤的市场价格卖出，以上缴税费。农户是很愿意以0.80元/斤的结算价格超售稻谷的，虽然拿不到现金，却可以抵第二年的税费。这些办法既变通了县政府强调不准高息借款的措辞，又应付过去乡镇政府强大的税费上缴压力。因为村干部根本无法向农民收取足够的税费，尤其是在村集体欠农户大量借款，农户以村集体借款抵上缴任务时，村集体在上级催收压力下唯一可以想出来的办法就是寅吃卯粮。
回过头来，村集体为什么自1990年代以来不断向外借款，以至产生如此严重的村级债务？
先看一看是什么原因形成了村级负债。我们根据调查获得的资料，将村级债务产生的原因列表如下：略。
也就是说，当前村级债务的构成中，举办企业和调整产业结构形成的村级债务，约占原始村级债务的1/4，应付以“普九”验收为主的各种达标检查形成的村级债务，约占1/4。另有2/4的原始债务为村集体垫付农户上缴款。需要注意的是由原始债务引起的借款利息，s县2000年统计的借款利息占全部债务的19.9%，这还是在2000年县政府清理村级债务，扣除近2，000万元高息后的比重。此外，农民高息借款给村集体时，习惯于每年存本取息，村级债务的实际利息支出就会较最后统计数高出很多。c镇2001年曾对村级债务的形成进行细致清理，发现高息一般可以占到现有村级债务的47%，可见村级原始债务的严重后果。而农户欠款也就是村集体的债权中，很多农户早已搬出村庄，或人已去世，欠村集体的债已无法收回。一些高额负债村，如负债超过300万元的d镇高阳村，为了弥补高额负债，竟在1999年以亩平450元向农民分配税费任务，亩平450元甚至比有些农户亩平毛收入还高，农户当然是交不起也不会交了。村里也不准备农户上缴这么高的提留税费，但他们从帐面上提高了村集体的债权，使300万元的村级债务看起来不那么让人害怕。
3、村级债权与农民负担
来看看村级债权的情况。据a镇2000年村组两级债权债务统计，村组两级债权主要是农户欠款。全镇832.8万元债权，应收款仅71.4万元，占8.6%，农户欠款761万元，占了全部村组债权的91.4%，占了当年a镇村组1,115.4万元债务的68.2%。从s县看，据2000年4月的统计，全县村组债权为1.83亿元，其中农户欠款1.36亿元，占74.3%，占全部统计债务3.1亿元的44.2%。农户欠款以前并不是构成村级债务的主要方面。大致在1997年以前，农户欠村组两级税费款是很少的，而当前的农户欠款其实就是农户欠交的税费款。在1990年代之初，农民负担迅速上升，农民负担过重的呼声不绝于耳，但农民的皇粮国税意识仍然很强，除极少数农户因为经济过于困难不能及时上缴税费，只有很少所谓“钉子户”因为各种具体原因，诸如存在与村组的债权债务纠纷，对村组干部处理问题不公不满意等而拒交提留。1997年之前农户欠款很少的另一个原因是当时实行粮食“户卖村结”，村组根据上级下达的税费任务及村组加码的数额，直接从农户应得卖粮款中扣除。有些部门如耕牛保险、畜禽防疫部门通过村组干部向农户搭车收费，村干部得到的高额回扣可以占到搭车收费款的20%。因为农民对日益沉重的负担不满，不愿卖粮，催粮日渐成为乡村干部的主要工作和难度最大的工作。
j市是粮产区，1990年代中期正是国际上关心“谁来养活中国”的时期，对粮食的重视便是粮价一提再提。农民负担也在迅速增加，只是曾达0.80元/斤的稻谷价格抵消了农民对沉重负担的感受。自1996年以来，粮食价格一路下滑，一度只有0.30元/斤，农民负担却不仅未减，而且继续上升，并在1998年左右达到最高峰，农民的经济收入越来越少，真正交不起税费提留的农户越来越多，开始是5%，第二年10%，第三年20%，第四年便开始有一半的农户不再上缴提留。农户欠款便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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