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于是考虑转变传统的制度模式，从改革服务形式入手，尝试采用全新的医疗卫生体制。自我国入世以来，国外一些先进的医疗管理模式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参考素材，政府已经意识到了医疗制度改革过程中坚持以人为本，以人群健康为中心的重要性。开始转变服务模式，拓宽服务内容，深入农村社区、家庭、学校，提供以预防保健、健康教育为主的综合性卫生服务。
截至2005年1月止，各点上报的关于乡镇医疗改革的工作推进情况充分反映出了实施了新的管理和服务方式以后取得的巨大成果，许多原本对新方案持反对意见的地区也开始转变观念，各级政府，从上到下，齐抓共管，全面落实了医疗改制的各项重要工作，取得了改革以来的第一次突破性的成就。
农民的问题似乎已经得到了比较圆满地解决，可是事实并非如此，许多干部在成绩面前又开始犯了老毛病，在我国的一些偏远的山区农民的医疗费用有相当一部分被我们的“干部”挪用了，为了避免上级的检查，他们采取了各种形式的造假行为。价值，我国的相关法律还合不健全，这些“蛀虫”一点点地蚕食着国家和人民的财产，农民就医难的问题根本就无从谈起。因此，我觉得政府在忙于进行行政监管的同时可以借助法律武器对私吞，占用农民医疗款的领导人员彻底严惩，以儆效尤。我国可以根据具体的国情充分借鉴他国的成功经验，进行如下改革：
首先，在中央开立一个专门的机构以法律的尺度来衡量地方官员的工作情况，其次，以镇为单位设立专门的司法监控机构，独立与地方，直接对中央专门法律机构负责，定期上报，再次，中央的这个法律机构不定期不定地区的抽查，并将检查情况与干部的任用、考核以及职称评定挂钩。为保证检查结果的真实性可以采取高薪养廉的方法。（如：香港的皇家警察高薪养廉制，获美国的高级法官高新制）最后，为了保障反馈信息的真实性与及时性，还可以借助金融机构对每一笔款项进行监管。（上文提到过）
从目前的形式来看，我们可以想见只要保持现有的财政专项拨款能够全部落实到位的话，虽然比不上欧洲的高福利国家，但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我国整体的医疗水平，达到预期目标：在2020年，社会保障应该覆盖全国所有人，其中最关键的就是对穷人的帮助。但是，我们国家经济从中提上来说发展很快，而地区发展却相对不平衡，特别是相对偏远的山区，农民的生活还是处于基本的贫困线之下的。因此，全社会都应该为农民建立社会保险做出贡献。如果将国家财政直接拨款改变农业税用途、发行福利彩票、征收耕地转让税，划拨国有资产收益和农民缴纳保险费等六条筹资渠道综合利用，最保守估计每年可以筹集3040亿资金，剔除偶然因素，也应该能够筹集到3000亿左右的资金。鉴于当前，农村居民的储蓄率普遍高于城镇职工，而不愿意把钱投入到他们认为不能很快贴现或者根本就不会贴现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之中的普遍现象，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找出问题的主要的原因，即大部分农民对自身处境并不持乐观的基本判断。因此，如果动员其全部的社会力量都来为农村的医疗事业献一份力，那么我国的乡镇医疗改革事业就会更快的实现。
众所周知，传统行为经济学理论界普遍认为，行为人存在“支付意愿”和“接受意愿”偏好的差异，而这种差异与行为人对物品的所有权密切相关，行为人对任何属于自己的现实的东西都比那些非现实的东西有更高的评价，不管他是否会拥有对这些物品的所有权。比如，对农民而言，农民觉得购买养老保险要到一定的年限以后才能开始领取养老金，这笔投入不能立即贴现，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是失去了对这部分货币现实的所有权，使现在的生活受到影响；而对于医疗保险，农民则认为如果自己在购买以后真的生病住院，那这笔费用对他来说，是比较合算的，但是，如果自己不生病，这笔投资就没有任何收益，反而是一笔损失。因而要他每年从本来不宽裕的收入中拿出一部分购买医疗保险就很不容易了。所以，作为医疗改制的攻坚一战就是消除农民的心理负担，解决困扰我们的最大的难题。
总之，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新形势下党中央、国务院为切实解决“三农”问题，统筹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大举措，对于提高农民健康保障水平，减轻医疗负担，解决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具有重要作用。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一项十分复杂、艰巨的工作。各地区、各有关部门一定要从维护广大农民根本利益出发，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心组织，精心运作，务求扎实推进试点工作，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健康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当前正是中国农业发展进程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是一场历史性的变革，这场不流血的战争会关系到国家长治久安，也是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的必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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