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强加给户籍许多附加值。
但也有不同的声音，今年年初，民革北京市委员张惟英提出《关于建立人口准入制度，控制人口规模，保持人口与城市资源平衡》的建议，随后有关部门表示同意张的建议，并且说外来人口问题已经成为制约北京城市发展的一个问题。
消息传开后，质疑声一浪高过一浪。不少民众在网上留言，“放开后导致农村人口急剧涌入城市造成混乱；城市资源有限，交通、医疗、教育、卫生、社会救济等可能不堪重负”这两个理由不仅荒唐而且短视。
首先是民众以安定、幸福的生活为追求起点，不可能漫无目标的漂流，即使有短暂拥挤出现最终无法立足的仍然会回流到中小城市；同时，中国大城市周边形成城市群落是现实的需要，超大城市集群的出现也不是什么“危险”的事。
其次，资源的占用并不能理解成千万人全都扎堆在北京二环以内或上海黄埔区，市场自发的调节会促*口的理性分布，发达国家的经验已经证明了这点。
再者，农民进城后并不会造成土地弃耕，相反，农民进城后，留在农村的农民人均耕种土地面积增加，更有利于提高农业现代化和生产效益。
有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关键是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这一问题，“堵”有百害而无一利，如何疏与导可以探讨，但有两点可以肯定：一是别指望一步到位完全放开；二是改革势在必行，迟改不如早改，小改不如大改。
“城乡差距消除后会自然过渡”？
目前，是否应放开户籍特别是大城市的户籍限制还存在诸多争议，其中有一个较具代表性的观点是：中国在较长时期内仍然是短缺经济，城市资源及户籍资源的供给与需求差距太大，盲目涌入城市不仅可能给城市带来混乱，也可能形成贫民窟，而且还将使中小城市人才外流加快，东西部差距进一步拉大等，所以，户籍制度改革不应是单项改革，而应与经济发展相适应逐步推进，只要等城乡差距缩小到接近平衡状态，也就自然而然过渡了。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户籍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种观点带有很典型的保守性质。正因为是基数太大，城乡差别太大及供给短缺，所以才要加快改革进程，转移出农村劳动力，促进农村经济集约化发展，上述观点完全因果倒置，正是要通过户籍改革增加经济活力缩小城乡差别，所谓要等城乡均衡后再达到所谓自然过渡的结果，那是既得利益者的谎言。
他坦言，有些部门提出放开户籍后不便于社会管理也是托词。随着电脑网络技术的发展，类似国外的一人一卡、一人一号，覆盖银行账户、信用记录、社会福利、缴纳税费等完整个人信息的卡号体系的建立，已经具备技术条件，相反，各种各样的蓝本户口、临时户口、居住证等等身份衍生证才使管理更加混乱，人为设置了更多障碍。
此外，剥离附着在户籍上的各种*、经济利益衍生物是关键。将城市居民享有的类似教育、住房、社会保障及社会救济等方面的优惠政策与户籍剥离，强化个人信息管理，削弱户籍利益关连，是能否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关键所在。即先求平等才有自由，没有平等又怎么可能自由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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