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国社会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航程中稳步前进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社会保障作为正常社会不可或缺一部分的重要地位，但仍然有许多人将社会保障看作国家的赐予，一种“福利”，而不是作为现代社会一国公民所具有的“天赋权利”。而对于农村的社会保障，则充满了更多的质疑和排斥。除去认为国家财力根本没有达到在全社会实现社会保障，现在提供农村社会保障只是超越中国现在发展阶段的空想，并且只会耗尽国家的宝贵财力却于事无补外，很多的人认为农民所拥有的土地和农村世代相传的家庭养老的传统可以使得他们至少在现阶段不必享受社会保障这个“奢侈品”。但是，中国的农民到底需不需要社会保障，现阶段中国政府在其经济实力上究竟有没有能力建设这样一种保障，而社会保障的实质是什么，真正是哪些因素在影响社会保障的建立，在分析这一系列问题之后，本文将尝试从*学角度对中国农村社会保障缺失进行分析。
中国农村需要社会保障
从国际经验看，世界162个国家和地区制定了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其中70个国家和地区包含农村，其保障对象为全部农村人口或农民。实际上只要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每个国家和地区均可以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工作进行得如何呢?在我国，政府在农村地区着重推行了两项社会保障措施——社会养老保险和合作医疗措施。1992年在全国范围内就曾推广《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但在1998年底被暂停实施。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改革开放后也几起几落，收效甚微，“即使在重建农村合作医疗的高潮期(1997-1998年前后)，合作医疗制度的人口覆盖率在高收入地区仅达22.2%，而在中等和欠发达地区甚至仅为1%—3%”。lOCALHost直到2003年国务院才又提出了《关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意见》，在浙江、湖北、云南和吉林四个省作为试点省，积累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的经验。而这项政策也是在“非典”暴露了农村公共卫生体系和*卫生服务网络存在诸多问题的背景下出台的，其实施将要经受严峻的考验，最后效果如何还需长期观察。
对农村社会保障长期不重视的后果就是我国城乡间社会保障资源分配的严重失衡和农村社会保障的几近空白的状况。“从全国社会保障费用支出的情况来看，占总人口80%的农民，只享有社会保障支出10%左右，而占总人口的20%的城市居民，却占到社会保障费用的90%。从人均社会保障费用来看，城市居民是农民的20倍以上”。
以公共卫生为例，据李长明先生的研究，“1998年全国卫生总费用3776亿元，政府投入587亿元，其中84%投入城市地区，而投入农村地区的费用仅占16%”。而在同期，“卫生部1998年调查数据显示，有87.44%的农民成为没有任何社会医疗保障的自费医疗群体。同一调查还表明，凡因健康状况的主要指标两周患病率和每千人患病天数均有明显提高，农村居民在这两个指标上分别比1993年提高了8.9%和136天，表明农民的健康状况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恶化”。这表明，在农村地区就医需求不断增长的同时，政府在财政投入上却没有承担起应有的责任，在当前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形势下，尤其是伴随着近年来医疗费用的高速增长，这种供需缺口将不断增大。如果将这个问题放在城乡收入差距不断加大的大背景下考虑的话，我国的卫生政策更加显失公平。
而建设覆盖全国农村的新型合作医疗体制又需要多大程度上的财政支持，政府是否真的无力支撑呢?“据研究，全国有3000万左右的贫困人口，有 6000万人农民处在温饱线上。因此假定各级政府需要对6000万农民做转移支付，以人均50元的较高标准计，全国财政转移支付的总量是30亿元。以我国2万亿财政收入的盘子来看，增加对贫困农村地区医疗卫生经费30亿元的财政投入只占0.15个百分点；相对于许多上千亿元的重大基建项目来说，也只是一个项目的几个百分点。所以这里不是有没有钱的问题，而是财政预算能不能对贫困农村地区的医疗卫生给予更高的优先权的问题”。
再以农村社会养老为例，我国是否仍没有达到在全社会覆盖养老保险，经济社会和财政能力无法承受呢?卢海元等在对较早建立农村社会保险制度的德国、法国等13个欧盟国家进行专题比较研究后发现，在类似目前中国或更低的经济发展阶段时，这13个国家都已成功地建立起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其得出的结论是：现在在中国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不算太早，因为丹麦、瑞典、葡萄牙、西班牙及希腊等五个欧盟国家在类似中国90年代初或更低的经济发展阶段时便已开始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即在农业占相同甚至更高比例，而且国内生产总值更低时，便也开始设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甚至稍微落后的印度，为避免出现“因老返贫”现象，也为65岁以上老年农民每月提供5美元的养老金。实行“米保障”的越南，也以特殊的方式建立起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可见，在经济发展水平上，我国已经达到了在农村建立社会养老保险的条件，那种“为时过早”的观点可以休矣。
而一些人认为农村的土地和家庭就足以起到保障功能的观点更值得商榷。众所周知，在市场化和加人世贸后的大环境下，我国农业早已成为薄利行业，在许多地区甚至是负利，由此引发许多农民抛荒的现象。在这种条件下，农业对于绝大多数农民来说也就仅够糊口而已，农民收入的大部分来自非农产业。如果把这种“糊口”看作保障，那么一个下岗、失业工人随便做点零工似乎都不会有“饿毙”的可能，那城市也无建立社会保障的必要了。至于家庭的保障，许多学者还为此项风俗传统津津乐道，认为以此为基础外加社区互助则农村可以无忧了。其实，他们为什么不想想这种传统在城市也同样存在，那为什么城市还要搞社会保障呢?随着计划生育效果的逐渐显现，在农村家庭结构也越来越难以担负起众多老人的养老重任。而如果还依靠过去的“多子多福”的话，那么作为基本国策的计划生育也只能付之东流了。看来，这种所谓的土地和家庭保障不仅将农民保障置于“勉强糊口”的水准，而且在逻辑上也是讲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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