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我国农村不仅需要社会保障，而且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财力的角度看，我国也已经具备了实施农村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条件。并且，这种社会保障的实施将为扩大内需，实现国民经济稳定健康增长创造良好的条件，从而缓解当前有效需求不足的局面。在*层面上，农村社会保障的切实推行也在稳定农村社会秩序的同时，为党和政府创造更大统治合法性，扩大和稳固党的执政之基。
建立社会保障的*原因和政府责任
既为农民群众所需要，又有利于国计民生，并且在经济实力上还可以接受，那么农村社会保障为什么举步维艰，成效甚微呢?我们必须从社会保障的实质入手，分析社会保障作为一项公共政策在*学意义上的逻辑。
“社会保障制度和政策是社会财富和资源的再次分配。在现代社会，财富和资源的分配始终受到*和市场双重力量的支配。如果说社会财富和资源的初次分配主要由市场力量决定的话，那么社会财富和资源的再次分配就主要取决于*体系的运作了”。 “社会保障制度并不必然和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它与政府的政策取向以及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及文化因素密切相关”。这种从*学角度，把社会保障看作是一项牵涉社会力量博弈的公共政策的观点，是符合社会保障发展历史的。
社会保障的建设水平从来也不是一国的经济实力简单意义对应的，“考察社会结构的状况(这里包括政权集中的程度、社会力量的分布、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流通交往情况、工人阶级的规模及其组织的性质、军队在社会中的地位等等)是考察社会保障的成因的一条捷径”。在最早实行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的德国，并不因为德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而是因为德国的工人阶级由于受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较多，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更为成熟和强大，在当时的*斗争中显示出自己的力量，并且19世纪末的德国政府由于面临在实质上统一全国的强大阻力而迫切需要取得工人阶级的稳定，才成为近代史上第一个实行社会保障制度的国家。正如当年首倡社会保障制度的德国铁血首相俾斯麦所说：“一个期待养老金的人是最守本分的，也是最容易被统治的。”
欧美国家普遍开始建立社会保障的时期，恰恰不是在其经济繁荣时，而是在大萧条时期。为了维护*稳定，防止革命局面的出现，当时的资本主义国家纷纷立法实行社会保障。当然，这些措施也在客观上为扩大社会消费需求，缓和当时的资本主义危机起到了有利的作用。在二战以后，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黄金时代的到来，同时也是为了对抗蓬勃兴起的社会主义阵营，保持资本主义秩序的稳定，现代社会保障更在各个方面得到了完善和发展。“战后西欧普遍实现了*普选制，这使得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土有机会和场所发表自己的见解，争取自己的权益。这种争取权益的斗争又往往是有组织的，通过政党的活动来实现的，西欧现代的社会保障的发展是和西欧各社会党的*活动与*斗争分不开的”。
可见，在*学的意义上，社会保障并不是经济高度发达的一种副产品，而是建立在一定社会基础上，随着社会*形势的起落和近代社会主义运动的高涨，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维护其社会稳定，争取人民对其统治秩序的支持而不得不做出的一种妥协，是人们群众艰苦斗争的产物。在现代社会，由于社会保障政策的长期稳固和现代福利国家思想的深人人心，建立全社会范围内的社会保障已经成为国家义不容辞的责任。社会保障已经绝不是国家的一种“恩赐”，而成为现代国家所有公民生而就有的“权利”。
中国农民的意见表达与其社会保障缺失
就中国的社会保障而言，难道真的是因为农村的社会保障问题不如城市的那么重大和紧迫，不具有进入政策议程的资格么?影响中国社会稳定的问题既包括下岗工人的安置问题，也包括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的生计问题。但是，为什么同样重大的问题却在事实上造成了社会保障政策在城乡的两极分化，政府投入在农村的严重不足呢，这同样需要从中国工人与农民的意见表达差异的角度去考察。
“由于一系列主客观原因的作用，建国后曾一度建有的农会早已不复存在，目前农民没有自己的特有组织，也没有正式的利益群体为农民的‘代言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一直得不到重视而被长期搁置，同广大农民没有自己的组织和‘代言人’作为坚强的后盾，恐怕不无关系”。并且，农民大多数时候的斗争对象指向县乡政府，“他们普遍认为，市以上的政府还是可以信赖和依靠的，是农民的‘亲人’和‘恩人’”，而“将县及县以下的基层政府和组织视为自己利益的直接侵犯者。这样，他们的意见表达就难以直接进入决策最高层，而某些地方政府又习惯于报喜不报忧，往往倾向于将农村状况描绘成一片欣欣向荣，而农民的不满在信息传输的过程中往往就被层层抵消掉了。
同时，农民的这种意见表达由于极其分散，在时间和空间上都难以集中，放在广阔的中国事务纷繁的大背景下，就难以形成有效的*压力，从而形成公共政策。同时，由于农民传统上就很少享受到社会保障，而社会保障又往往被宣传为城市人的专利，农民还没有在意识上树立社会保障是他们作为公民所理应享有的权利的观念。根据于建嵘在湖南某县的调查，“前两年h县减负上访代表的主要‘话题’有：农业税、特产税、牲猪税、基金会、乡统筹、村民委员会选举、村务公开等问题。去年因税费改革，又出现了计税田亩数量、每亩产量、粮食价格等问题；目前减负上访代表又将并不直接归属乡镇政府管辖的学校乱收费等‘问题’列为抗争的目标。他们还计划将电费、水费等问题作为抗争的问题”。可见，农民意见表达的内容只是要落实中央政策，只要地方政府可以按照既有的规定不增加额外的不公平的负担即可。长期以来，中国农民承受了太多的不公平和重压，他们所要求的仅仅是不要让他们太喘不过气来而已，至于能够老了还可以有养老金，看病还可以有国家资助，在他们看来恐怕是想都没有想过的。而另一方面，在生活水平和人均收入都比农村高的城市里，社会保障却首先建立起来。这同样跟城市工人的意见表达分不开，一方面，工人由于传统上就享受到政府较高的福利，当企业要减轻负担，改革过去“企业办社会”的状况，而许多工人还面临下岗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