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他们为“革命”做出的“牺牲”能够以“革命”胜利后的“幸福”抵偿，如果他们预期“革命”胜利后他们还要过“牛马不如的生活”，那么“革命”动力——诱导制度变迁的需求也就消失了，“革命”也就不可能发生。强制性制度变迁（国家主导的制度变迁）其变迁成本的分摊、偿付或者由“强制者”独立承担，或者后移，或者向外转移，如果没有给出制度变迁成本的明确分摊、偿付途径，那么，“强制者”就必然会遭到越来越多“被强制者”的抵制和反对，强制性制度变迁最终也就必将夭折！
正在进行的农村税费改革就是一种强制性制度变迁（国家主导的制度变迁），在这制度变迁中，国家、公民（农民）、官员（主要是乡镇干部）的三方博弈正在僵持，路径依赖也有较强烈的表现，税费改革的制度变迁成本无所出处已成为关系到税费改革成败的重要因素；而所有这一切，都可以从税费改革中扩大了的“逼税效应”那里找到它们的影子！
税费改革中的“逼税效应”
县、乡（镇）财税工作上表现出的最大特点就是，税收任务逐级分解、下压，并把这种任务涂上浓厚的*色彩，每年税收任务的完成都要求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负总责、亲自抓，“一票否决”、“不交票子就交帽子”（完不成税收任务则乡镇一把手就有丢官的危险），这通常是县委书记、县长对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在财税工作上的通俗命令和“基本要求”；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则在无可奈何的表情下毫不犹豫地把这种压力转嫁给其辖下的乡镇干部和村委干部。农村基层干部把县、乡（镇）财税工作中的这种现象戏称为“逼税”，县逼乡（镇），乡（镇）逼村，年复一年。
本以为农村税费改革后，县、乡（镇）财税工作将会旧貌换新颜；出我意料的是，农村税费改革后“逼税”更猖獗。2003年8月，我在安徽农村调研期间发现，农村税费改革后，“逼税”不仅使乡镇已有的矛盾更加突出，而且又在农村税费改革的基础上衍生出新的矛盾。由于农村税费改革单兵突进，财政体制改革没有跟上，税费改革在原有的财政体制框架内运行，“逼税”的动因依然存在；于是，县委书记、县长们为了适应新的形势，给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们的命令又有了新的“说法”——“完成税收任务的办法我不管，税费改革的政策也不能违背，但分给你们的税收任务一定要完成”。在这种情况下，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们就各显神通了；其结果是，农村税费改革不仅没有使“逼税效应”得到抑制，而且还使“逼税效应”乘税费改革的东风扩大了外延。具体地说，农村税费改革后，农村的“逼税效应”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逼税”使农村税费改革政策走了样。要了解农村税费改革政策是怎样走样的，你就必须要知道县、乡（镇）财税工作的实际操作——可不是你所知的理论规则。先讲县，县里的税收预算可不是遵循“量入为出”的原则，他们通常采用“以支定收”的办法，就是先“根据需要”匡算出今年的财政支出规模，然后根据这个财政支出规模确定今年的税收任务，并把这个任务分解到各部门、各乡镇，限期完成。各乡镇政府接受农业税税收任务后发现，如果“据实征收”是完不成任务的，于是各乡镇领导就琢磨起农村税费改革政策来——因为县委书记要求税费改革政策不能违背；结果他们发现，根据农村税费改革政策的规定，农户应纳农业税税额等于计税面积、常年产量、计税价格三因素的乘积，而计税面积是根据二轮承包定下来的“死数”，计税价格是省里统一确定的，唯一可以由他们“因地制宜”的就是常年产量了。为了确保农业税税收任务的完成，乡镇干部们灵机一动想出了“反推倒算”的办法，他们先以本乡镇农业税任务数除以辖区内计税面积得出亩均应摊税额，再以亩均应摊税额除以计税价格，从而反推出“常年产量”，为了留有余地，他们还要把这个反推出的“常年产量”“适当”上浮后作为最后的执行标准，结果各乡镇制定的“常年产量”无一例外地呈现出脱离实际的“高指标”。在我所调研的安徽某县，各乡镇制定的“常年产量”，最高的每亩960公斤，最低的每亩820公斤，而该县农民们的实际产量往往在每亩500公斤上下；显然，如此一来，常年产量失去了它“正常年景下平均产量”的本来意义，农民们当然就不满了。尽管如此，各乡镇总还有10—15%左右的农户农业税收不上来，怎么办呢？在“逼税”压力下，乡镇干部们又想出了“堤内损失堤外补”的“好办法”；他们发现，农村税费改革后，农业税政策性强、“不好操作”，而农林特产税的“弹性”就大得多（安徽税费改革后的前三年农林特产税没有取消），于是他们就毫不犹豫地加大了农林特产税的征收力度；在我所调研的一个平畈乡镇，农林特产几近于零，而其征收的农林特产税却从税费改革前1999年的97万元增加到税费改革后2000年的103万元；农林特产税在承担起乡镇“补洞职能”的同时演化为“人头税”了。
其二，“逼税”使乡（镇）、村两级出现了“税务”促“债务”的怪现象。众所周知，自1990年代以来，乡（镇）、村两级债务居高不下，这已经成为影响农村税费改革继续推进和农村社会稳定的潜在威胁；而由于农村税费改革后“逼税”在继续，使这一潜在威胁正在逐步表面化。在当今农村，乡镇政府不仅要不折不扣地完成涉农税收任务，而且也要对辖区内国税、地税的征管负总责，同样是“一票否决”没商量，税务所（局）只是“技术性办事机构”；有税收征管权的税务干部没有必须完成的税收任务，而没有税收征管权的乡镇政府干部却要战斗在税收征管的第一线。县里为了强化这种“中国特色”的税收征管体制，通常都要对乡镇政府采取“激励措施”，在“分灶吃饭”的前提下，县里把自己的“以支定收”颠倒成“以收定支”，作为对乡镇政府的硬性约束；所谓“以收定支”，就是以各乡镇税收任务完成情况来核拔乡镇财政可用资金；比如某乡（镇）在规定期限内少完成税收任务2万元，则县财政就扣减该乡（镇）财政可用资金2万元，甚至还要附加处罚；如果这个乡（镇）是需要吃转移支付的穷乡（镇），那就要从其应得转移支付中扣减。在这种压力下，乡镇政府一方面不得不向村里施加压力，另一方面就举债垫交县里的税收任务，同时村里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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