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领导核心"作用不是包办代替村民自治，而是"支持"和"保障"村民自治和"直接行使民主权利"。为村民自治"创造条件"和"排除障碍"就是"支持"和"保障"最主要的两点。在解决两委关系的具体做法上，两委都要由"为民做主"向"让民做主"转变，决策机制应由少数人说了算向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集体决策转变，同时，要明确划分村委和支委的职责权限，减少两委争权从而产生矛盾的"冲突点"，建立合理的工作协调机制，而要做到这些，一个重要的制度载体就是村民代表会议制度，要充分发挥其在村民自治中的作用。
（四）、关于村民自治组织内部的关系
鉴于现在农民的流动性大，农民难召集，安徽省各地试行村民代表会议制度，有效地发挥了自治作用。于是在一个村民自治组织内有了三个自治组织：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和村委会。它们之间的法律关系究竟如何？如何认识和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也是涉及村民自治能否健康正常发展的问题。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明确规定村民会议和村委会之间的法律关系，但却没有关于村民代表会议的任何规定。因此，对于村民代表会议有何种社会功能，也有如下说法：一是村委会的参谋、助手和咨询机构，是村委会的智囊；二是村民会议的代议机构，其功能为"代议"；三是村中的权力机关。我认为第一种说法是错误的，因为它颠倒了村民会议与村民代表会议、村民委员会的主从关系。第三种观点也不对。首先，权力尽管来源于村民，但也必须得到法律的认可。现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并没有认可这种权力，因此于法无据。其次，如果村民代表会议是权力机关，那就在实际上等于取消了村民的直接民主和自治权力，于理也无据。而第二种观点是有道理的，村民会议可以看成是一种代议机构。村民会议是决策性权力性组织，而村民代表会议在村民会议授权的范围内才能讨论和决定有关事项。村委会则是管理性、执行性机构，是处理村民自治一般事务的工作机构。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的关系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的关系，村民会议与村委会的关系是决策与执行，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
（五）、自治组织与乡镇党委政府的关系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对乡镇政府与村委会之间的关系和各自权限作了一般性的规定：即乡镇政府有权指导村委会工作，但不得干涉属于村治范围内的事务。由于这种规定相当原则，缺乏明确具体的可操作性。因此，在实践中往往产生两种极端：一种是乡镇政府通过自己的强势地位，变"指导"为"领导"，村级自治组织成为乡镇政府实际上的下属单位。还有一种情况，尽管目前农村基层政权结构是乡政村治，但党的关系并没有重大变化，乡镇党委政府可以通过对村党支部的有效领导来间接地领导村委会。"指导"仍变为"领导"，"服务"也变味为"命令"。另一种是村级自治组织强调自治，对乡镇的指导、指示表现为不听话，甚至"抗上"。如此一来，使我们的政权在某些地方失去了基础。乡政村治的矛盾，实际上反映了官治和自治的矛盾。而如何解决这个，我们的相关法律还比较模糊。
自人民公社以后，国家权力从村级组织退出，乡镇政府便成为国家政权的基础和末梢，党和国家的各项任务、目标、计划。最终都要乡镇政府贯彻落实。"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还有对乡镇考核实行计划生育、社会治安、经济发展三个一票否决。乡镇政府为了完成上面的任务，就不得不对村级组织进行权力渗透和干预。要有自己的代理人和自己的"腿"。说到底，是村级自治了，可是乡镇及其以上的权力结构并未发生根本变化，权力的惯性作用并未改变。而村民自治，说到底又是对国家权力的重大制衡。自治是还权利于公民，合理划分公民权利与政府权力，自治就意味着某一事物按照自主、自律、自由的规则管理自身。乡政村治的矛盾是体制纵然，是农村*体制改革不协调、不配套使然。
解决这个矛盾，从根源上说要深化农村*体制改革，要调整利益，精简机构。但这不是一日之功。目前可以做的是乡镇政府要改变工作内容和工作方式：政府只管客观性，方向性的指导和领导，把一些不该管、不必管和管不了的事让社会去管。强化村级自治组织自主、自律和自我保护的功能，变直接干预为间接指导，变命令为协调、协商和服务。应明确规定乡镇政府在村级选举过程中的监督权、指导权。要求村级组织协助开展工作的权力等等。以制约"抗上"。还要确定村委会在其合法权益受到乡镇政府非法干涉时的行政和法律救济权。以制约"乡政"对"村治"的违法行为。同时，改革对乡镇政府的考核内容和办法，缓解其工作压力。若指标任务最终要落实到村民，要充分考虑到自治的现实并应广泛征求村民意见，得到其认可。
（六）、关于罢免权
现行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对村民的罢免权作了规定。其第16条规定："本村五分之一以上有选举权的村民提名，可以要求罢免村民委员会成员。罢免要求应当提出罢免理由。被提出罢免的村民委员会成员有权提出申辩意见。村民委员会应当及时召开村民会议，投票表决罢免要求。罢免村民委员会成员须经有选举权的村民过半数通过"。该条款的立法本意是规范村民行使罢免权，让村民能慎重而稳妥地行使罢免权。但该条款太注重"慎重"和"稳妥"。以致让村民几乎无法行使罢免权这一最重要的监督权。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尽管有不少地方的村民不满村干部，也有些村干部确实有应该被罢免的事实与情节。但根据法律规定，却根本无法罢免他。现实生活中，罢免权的行使也十分少见。对罢免权的行使需慎重稳妥。但慎重稳妥的目的仍是"行使"而非不行使，现行的法律规定似乎已背离了立法的本意。
首先，对罢免的提起，法律规定必须有"本村五分之一以上有选举权的村民提民"。这个规定在当前农民大量流动的大环境下，使得罢免的提起相当困难。很难达到法律规定的条件。更不用说罢免的提起和酝酿过程中会受到罢免对象千方百计的干扰破坏，让罢免案达不到"五分之一"的法定提起条件。其次，罢免案即使提起，也很难获得通过。与村干选举的"双过半"不同，罢免的通过则是"一过半"，即罢免"必须经有选举权的村民过半数通过"。在当前的情况下，能够召集"有选举权的村民过半"开会已十分不易。而要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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